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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艺术(Art)认识古代近东，尤其是巴勒斯坦的艺术，不仅有助我们理解圣经涉及艺术之事的记载，而且可进而探究圣经的神观、人观和救恩观如何影响基督徒对艺术和美的态度。古代近东的艺术古代近东的艺术是以两大文明为源泉──即埃及文明和米所波大米文明。巴勒斯坦的居民生活于埃及和米所波大米这两大强国的夹缝之中，故此研究圣经的文化背景就自然要从那两大文明开始。这两大国的居民自古便有很强的宗教意识，他们的物质文化均表现出一个主要的意向，即对生命和创世的目的作出解释。他们视世界形成之前为一混沌状态，或称之为「深渊」，或称之为「众水」；使浑沌有序而形成宇宙万物的那种力量，他们托之诸「大神」；诸大神利用诸灵而生成世界；地上的君王也与诸神有关，如埃及人视法老为神的「显现」，米所波大米南部的苏默人则视君王为神的「管家」。埃及生与死的问题在各种宗教意识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古埃及人则尤为关注死后的生命问题。法老既是神在世上的显现，他的生命在死后必延续不息。埃及艺术家深受「永生」观念的影响，他们便致力于围绕灵魂的「不灭性」尽情发挥。主前三千年代中期（旧王朝时代）的雕像多是供崇拜用的偶像，旨在使其代表之某人长生不灭、永存于世的一种手段。金字塔时代的各种艺术品，包括狮身人面像在内，都是这种永生愿望的实体化，是渴求不死的纪念碑。看来，古代艺术家好像要用他们眼前的雕像，把过去和将来凝聚于此；并藉眼前这伟大而永恒的雕像，否决了死亡的现实。无名的艺术家都为这种宗教思想效命，绝大多数的墓葬艺术（雕像及浮雕画）甚至根本不想让人看见。这种信仰支配下的艺术传统延续了1,000年以上，直至该时期末的造型艺术仍表现着这个意向。乃伯亚蒙是主前二千年代末的人，是埃及的大臣。他的墓穴壁画反映了那种亟欲把人间一切美事全安排到冥府去继续享乐的愿望，所以把欢宴歌舞、游猎嬉戏等场面全无遗漏地镌刻在墓壁上；至于他的权势和地位，当然也要永远保持，所以壁画上也用了许多细节加以反映。无疑，这些壁画歌颂死者的生平以志永念，但这些埃及艺术的造型透露了盘踞在意识深处的信念：必有一个永生不灭的世界存在。对埃及人来说，艺术的功能是在宗教方面，羁留于埃及甚久的希伯来人对此当然十分了解。埃及的艺术可以说是不追求物象的反映，而着重于思想的表达；他们汲汲于表达的思想，便是他们的墓葬纪念物反映的永恒存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的那段漫长日子，对历史上最鼎盛的艺术表现必也有所领略，如木雕即其一。那技艺的精湛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是无出其右的。神在引领祂的子民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也使用这技艺去修造会幕。米所波大米米所波大米人却发展了迥然不同的造型艺术来反映其宗教观念。他们的艺术更着意于今生，因为生活的姿采和多变使他们无暇去顾及死后。与埃及人不同的是，他们相信「神在造人的时侯，让死亡成为人的网罗，生命却由神掌握」（吉加墨斯史诗）。创造最美好的生活是米所波大米人的最高愿望。他们依河水为生，每年要忍受5个月酷热的盛暑，因此他们把成功全寄托于丰产力之上；而丰产力则在于高高在上、可畏的神明。人对于这些神明实在是无可奈何，只有听凭天命。苏默神话都是基于天赐众生的思想，其造型艺术也以表现这种神话为主旨。例如：天牛喷气生火，庄稼尽都焚毁；严度隔是雨神（主前3000之神祇），展开双翼即乌云蔽天，于是大雨倾盆，结束了使禾田半焦的苦旱。苏默人立庙献祭，崇拜这类赐生命之神。从考古发掘可知，在苏默神庙内外均有这些属最早期的行云降雨之神像出土，供人膜拜，祈求及时行雨，广赐生机。米所波大米丰富的神话传统多与大自然运行过程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主题总不脱野兽和植物，这对旧约时代的巴勒斯坦艺术影响极大。主前二千年代晚期，两河流域的艺术又洋溢着对飞禽走兽和自然景物一种非宗教性的兴趣。此后便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宫阙壁雕：宫墙石壁刻满了美丽的浮雕，高达7呎的连环图案的缘饰；雕画之间往往嵌有两行楔形铭文，弥足珍贵。亚述王西拿基立之孙亚述巴尼帕（主前669-663）的一幅猎狮图显示，当时的艺术旨趣，已从宗教性的主题转为歌颂君王的威荣。埃及艺术的某些影响虽仍历历在目，但两种艺术的差别已是十分明显。该图刻画野兽的凶猛，人物动作的细腻生动，画面设计也雄伟壮观，可谓亚述艺术登峰造极之作。这一类的雕刻常被用来记录某王的武功战绩，再也看不出有甚么鲜明的宗教意向。偶尔从画面上也看到若干有翼的仙灵围绕飞舞以示守护，但罕见描绘一位神祇。王者的形象不如埃及造型艺术所表现的那么高大，这与米所波大米人悲郁的人生观是一致的：他看似柔弱，不敢期望胜利。古代巴勒斯坦的艺术古巴勒斯坦之艺术品留存甚少，这是一件颇引学者瞩目的事实。究其原因，或谓大量艺术品尚湮没地下，只待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挖掘。但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巴勒斯坦地处战略要冲，各强国环伺周围。由于地险势危，战祸频仍，这个环境显然就不是滋长艺术的沃土。加之其民以半游牧、半农业为生，其生产能力在保证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外，已所剩无多，何来余裕去发展艺术？史前艺术不过终究还有一些古巴勒斯坦的艺术品留存下来。现今所见的，有从迦密山发掘的中石器时代（约主前8000）的骨器，上面有穴居者雕绘的花纹和图象；也有自耶利哥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约主前6000）的原始塑像。耶利哥是迄今发现的最古的居民遗址，从其房舍和圣所内外有很多人形雕塑出土，其高约为真人的2/3，但躯体却要纤细得多，往往是男、女、孩童3人为一组。制作方法是以芦秆作骨架，上敷石灰，再染以红彩，贝壳作眼睛。这些人形塑像在祀神卜祝中究竟起何作用尚不可知。不过有一座神龛的宗教性质却是十分明显的，神龛内外散置着很多兽雕和男性性器官的模型，看来生殖崇拜在那么早期已存在。死海附近的约旦平原上有一座古代遗址名特里拉加苏，那是发现铜石器时代艺术的地方。其时，金属工具刚刚出现。居民（约主前3500）住的房屋建筑已大有改进，泥坯砌的墙壁上装饰着七彩缤纷的壁画，各种几何图形与大自然的题材交组在一起。有一枚匠心独运的八角星图形，其背景大概是一幅精致的组合画，可惜现今只能略见其片断了。在许多尚可辨认的艺术品中有龙的模型和各式各样的面具，显然是供巫祝祀神时穿戴的。壁画高度的艺术水平于数千年之内未有出其右者。主前3000年，即早青铜时代，外界文化大量涌入巴勒斯坦；米所波大米之民迁往埃及，又从埃及徙回，都借道或驻足于巴勒斯坦，对当地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该时期的一件柱雕（纪念性石柱，上面雕以各种图象）可以看到持剑武士，其装束显属埃及的金字塔时代。迦南艺术迦南艺术即是在上述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谓「迦南人」，是指主前二千年代后半期，希伯来各支派定居巴勒斯坦之前那里的先住民族。迦南人原出闪族（与希伯来人同宗），其文化却广受外界影响。主前2000至1800年之间，外约但地区尚多为游牧部落散居，而迦南人已有定居倾向。亚伯兰所见的是：迦南酋长及其家族聚居于城堡之内，贫民则以茅屋陋室为家，散居于城堡的周围。其地虽然战争频仍，但迦南艺术却在邻族文化的影响下萌芽发展；统一的文化风格虽尚未形成，但就每件遗世的艺术品个体来看，却显示了很高的水平。于拉斯珊拉发掘的乌加列艺术十分重要，它显示了主前十五至十四世纪叙利亚沿海地区的文化成果，那里的居民虽不被视为「迦南人」，但他们多元文化的综合艺术风格却一直在迦南地占据着统治地位，至以色列人征服该地为止。一座石灰岩碑柱雕着雷神巴力的形象，只见他右手持棒，左手挥舞着「雷电」（以一件矛状物为象征）。巴力是迦南人所崇拜的大自然的拟人化。他们相信巴力控制无法预测的雨水（其雕像足下所踏的一条波浪形线条大概是代表乌云之中或山巅之上的雨水），所以都虔诚地尊他为「王」，认为他们的生命全在乎他威严而恣意的统治。迦南人称之为「驾御云雾者」。巴力也代表生殖力，常与公牛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头上戴角。旧约也时常提及巴力的名字，如先知以利亚于迦密山大胜巴力先知的故事（王上十八）。巴力的个性在米吉多和拉吉出土的许多偶像上都有充分的反映，与以色列民之神是大相径庭的。以色列民之神固也是「乘在天空……驾行穹苍」（申三十三26），且「脚踏在地之高处」（摩四13），但「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代下五13）。另有象牙盒盖上的丰产女神雕像，也充分显示了乌加列艺术的特点。雕像是主前十四世纪的作品，肩、身为正面，头、脸、腿为侧面，这明显是承袭埃及的画法；然而女神的长发辫和绣裙却是移植小亚细亚的艺术；其上身服饰则是迈锡尼和革哩底式的；周围饰兽的分布有严格的对称性，这明明又是米所波大米早期艺术的特点。只见女神双手抱着禾捆，两只硕大的公羊正翘首以待。巴勒斯坦其他地方极少有雕塑品出土。在巴珊则发现有碑柱雕刻和祈愿用的石灰岩石板，用于麦卡勒神庙内。我们从一幅主前十四世纪的玄武岩雕画可以看出，当地的艺术家是如何尽量使其斧凿下的作品具有埃及特色。那时正当埃及占领时期，埃及艺术影响之大由此可见。画中只见巴珊神庙的守护神和另一以狮为形象的匿甲神两者相斗的情形，另一景描绘一头猛犬向雄狮进攻的情形。另于夏琐神庙也发现以狮为主题的岩雕，这类主题大概是源于米所波大米。狮子先是象征众神具有的权威，后来则成为亚述王权的象征。泥塑艺术颇为可观，有小型塑像和雕塑成人形的各种器皿，多是奇形怪状的。牙雕艺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迦南诸王的宫室和家具多以牙雕为饰。从拉吉发现有岩柱的缘饰，雕有雄狮与公牛相斗的场面，这无疑是取材于米所波大米的神话故事。从法拉废丘有盒雕出土，雕画上主仆坐立尊卑有序，反映了埃及的礼法；然而服饰却是叙利亚式的，棕榈树是米所波大米的，几只小牛则是爱琴地区的产物。在米吉多有大量牙雕出土，多是主前十二世纪早期之物。一件象牙盒（看似首饰盒），其盖是一幅狮子和天使图的深浮雕，可使我们想象圣经所载约柜上一对展翅的基路伯的模样。从米吉多还发现象牙镶嵌饰板，上面的雕画显然是纪念王者战功的。右面绘王者立于战车上，两名赤身裸体的战俘在车前负轭，再前则有乐手和武士开道；左面则绘王端然座上，仆人于座后侍饮，皇后将一束鲜花捧献在王前。该画的埃及格调甚浓，闪系的画法也同样显著，例如画面空间全以花饰填满而不以空间增强画面效果。陶器的发展陶器制品自早青铜时代（主前3000）始，其设计与形状一直相传于各个时代。经主前三千年代，并行线条和格子细工的设计曾极一时之盛，进而更发展成以棱纹或凹槽为饰的红黑两色的磨光陶器，可谓已达原始陶器制作技术之巅了。今有从卡拉克废墟（在巴勒斯坦）出土的古陶器可以为证。至主前1500年左右，陶艺又有新的发展，并形成了巴勒斯坦陶器的特殊风格。此时的匠人已能将鱼、鸟、野牛等多种动物的图像与精巧复杂的几何图形交织成美丽的图案画，烧制在红、黑、深棕等色的陶土器皿上。至非利士时期（主前1150-1000），陶器设计已相当精美，以飞鸟为主题的风格显示了地中海文化的强烈影响。迦南时代后半期，巴勒斯坦实际上已变成埃及帝国的军事前哨。许多巴勒斯坦的通都大邑在刀兵火焚之下被夷为荒场，迦南的艺术发展反映了埃及文明野蛮的一面。就在这艺术荒凉的岁月，一个在旷野游荡了40年的希伯来民族突然闯入了巴勒斯坦。圣经时代的艺术族长时代至初入迦南从米所波大米诸神庙的废墟中有大批塑像出土，这大概就是拉结从娘家盗出的那种神像（创三十一19-35）；这些神像在以色列人中有很长远和悲惨的历史（参士十七5）。这种家庭守护神塑像的大小与形状有些与真人相似（撒上十九11-16）。

出埃及前夕，摩西指示以色列民向埃及人索取金器银器（出十二35）。禁偶像崇拜（出二十4、5）并不意味着禁止从事艺术活动，恰在此时，神向摩西交代了律法和建造会幕的详旨。会幕本身即是一件出色的艺术杰作。其设计是神所指定的（出二十五9、40）。皂荚木包金的约柜是会幕中最重要的器具（出二十五10-17）。约柜上方装有一对真金打成的基路伯（出二十五18-22）。基路伯的准确式样已无从考，只知他们是天使，大张双翼对约柜作蔽护状。米所波大米凡重要建筑物都有翼狮或翼牛的装饰以示守护之意（参创三24）。至于奉神旨在圣所设立的这对表意雕塑，其意念显是来自米所波大米，手工则来自埃及。这设计既是神所亲授，我们这样作艺术性的比较是否恰当呢？事实上，神所指定的各种器物的形式均与邻族通用者类似，因为会幕是以色列民奉行真神崇拜之所，其内外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通常的标准，使崇拜者倍感习惯和亲切，这是合理和恰当的作法。神还指示摩西制作灯台，也是纯金所打，状若花开正盛的杏树（出二十五31-39）；另于圣所内悬有蓝、紫、红各色艳丽的帷幕，在棕黄的皂荚木壁衬托之下，将圣所点缀得庄严而美丽。神早已择定能工巧匠来负责这精雕细刻的工程，并制造祭司的礼服。神说祂已使比撒列充满圣灵，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作各样的工」（出三十一1-6）。这是圣经首次提到神以祂的灵充满工人的心，使比撒列及其助手亚何利亚伯能够准确无误地造出礼拜所用的各种美丽的圣器。列王时代直至扫罗打败非利士人并剪除这一外患之前，圣地以色列人的文化素质一向可以说是「极端朴野无文」，这是考古学家普遍的结论。以色列人徙入巴勒斯坦之后，仍一直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他们之中尚不存在一个贵族阶层，能以足够的财富和闲情雅趣来支持和鼓励艺术的发展。这个时期只有简陋的小泥像（作护符用）出土，是妇女临产的塑像，与异教徒雍容华贵的女神塑像比较起来，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从巴珊和米吉多遗址的发掘可以看出，以色列邻族的文化已相当昌盛，只有以色列人仍然处在半原始的放牧阶段。到大卫王朝末期，希伯来的社会结构才渐趋复杂。所罗门年间是圣经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这一观点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只可惜那时最伟大的艺术杰作──耶路撒冷之所罗门圣殿，已无实物遗存于世了。

据圣经所载，圣殿的设计与结构也全是神的旨意（代上二十八11、12、19）。其结构是巨石垒成的框架，外镶以雪松木板，铺上精金，再饰以各色宝石（代下三6）。殿内至圣所也设二基路伯守护，是用橄榄木雕成，以金箔包面，高15呎，各展双翅，翼遮蔽着整面墙壁（王上六23-28）。圣殿内外的四壁均雕有基路伯和棕榈树，以黄金贴面；横梁和嵌板均刻有狮子和牛的浮雕画；橄榄木的殿门也刻有基路伯、棕榈树和盛开的花，全以纯金贴面（王上六29-36）。这类图饰在米所波大米和迦南的建筑中是很盛行的；惟在圣所的两根铜柱及柱顶刻着两行石榴和百合，则是别出心裁的。殿外的大铜池也极壮观，池周刻有基路伯和其他兽类图形，每池可容水12,000加仑，为敬拜时洁净用。除铜池之外还有10个带轮的铜盆，盆周镌着狮、牛、基路伯的图形，盆下的托架也饰有动物和棕榈树的图案（王上七27-37）。从塞浦路斯的一座神庙遗址有祭典用的铜浴盆出土，使我们可以想象所罗门圣殿铜盆的式样。

殿内的各种装饰雕绘如动植物图形和各种颜色仅有艺术价值，并不具宗教意义或任何神奇的功能。所罗门在奉献祷词中曾说：「我已经建造殿宇作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上八13），建殿的唯一目的便是作敬拜神的场所，殿中一切均为了同一目的。殚精竭智的设计是为增加圣殿的庄严肃穆，精雕细刻的装饰全在烘托崇拜的喜悦气氛。建所罗门圣殿与昔日建盖会幕不同之处，是有外聘的工匠（王上五6），作各种铜器（王上七13、14），及其他器具、装饰（代下二11-14）。这些外地的工匠把当日最杰出的手艺带到耶路撒冷，把各国的荣耀集合在圣殿之中。所罗门王的宝座即建于此时，也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王上十18-20）。宝座是象牙质地，精金包面，有狮雕数件立于左右。近东全都以狮子为王权的象征，狮雕是王宫建筑必不可少的装饰。所罗门王朝的辉煌气象可从米吉多遗址相应地层的考古发掘物中稍知一二。其间有小巧的铜座一件，似与圣殿铜盆支架一式，看来，希伯来本族铜匠的手艺也毫不逊色。圣经记载撒玛利亚继而也成为繁荣的文化中心，城内有亚哈的象牙宫（王上二十二39），其穷奢极侈，曾遭到先知阿摩司的痛斥（摩三15）。今日考古发掘完全证实了圣经关于撒玛利亚的记载。从王宫遗址发现装饰华贵家具用的象牙嵌品，可断言为主前八至九世纪之物（亚哈于主前875-853在位）；另有大量家具饰件，极可能都是亚哈当年所用之物，如雕绘内容显然是取材于埃及的一个「哈布寇斯」像，有莲花盆座，底下的花卉草木衬托着一位天使等。由此也可见先知阿摩司所痛斥者（摩三12，六4），尚不止象牙宫的穷奢极侈，还有引入异邦崇拜的离经叛道行径（王上十六29-31）。被掳时期至新约时期王公贵冑借艺术之名行偶像崇拜之实，并搜刮民脂民膏以遂其骄奢淫逸之志，常引发先知的愤怒。以赛亚和耶利米痛斥偶像崇拜时，也提到制造偶像的技巧（赛四十18-20；耶十3-5）。王公显贵，富家大姓争盖广楼大厦，以贵重的香柏木为嵌板，且漆以极昂贵的「丹色」（耶二十二13-15）；而相对的是神殿仍旧荒芜废圯（该一2-4）。以西结书有一段寓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国犹大与那些信奉邪教的强国缔结军事或政治联盟，就等于是自卖自身，向那些大国行淫当娼（结二十三1-21）。犹大禁不住那画在墙上的「人像」诱惑，这是指记载巴比伦武功战绩的壁雕而言。因羡慕服膺而至于模仿效尤。先知声色俱厉地严谴以色列人暗中所行「可憎恶的事」。他指出他们敬拜那墙上绘画的「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结八9-11）。这里所用「绘画」一词，实际是指雕刻。先知以西结从异象中所见圣殿复兴盛景的叙述（结四十至四十二），也是旧约先知中一段精彩的艺术记述。他记述的细节比圣经记载所罗门的圣殿更加详尽，但大多与原殿相似；只是新殿的基路伯具有人狮两张面孔（结四十一19），这显然是被掳期间受亚述艺术影响的痕迹。不过，如作者所言，这些异象都是直接来自神的启示（结四十1-4）。两约之间时期，艺术的遗存甚微，仅以下3件或可略示一斑。其一是罗马提多拱门的檐饰和柱饰，上面浮雕着圣殿的金灯台（原物是罗马人于主后70年毁灭耶路撒冷时的战利品之一），也有野兽、兽面龙和各种几何图形的雕塑。从中可以看出哈斯摩宁艺术（主前二世纪）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实在非浅。其二是该时期仅存的几枚古币，设计颇为朴拙，也显示当时人自我表扬的主题转向宗教性的象征，原因是民族感情之勃兴需要有宗教信仰的戒律。其三是我们从遗存物中看到骨瓮（保存死人骨殖的陶罐），上面多雕有六角星、玫瑰花朵和其他花卉的图案，或是一些建筑模型，可能那时的耶路撒冷已有此行业公会。

大希律王是一位全力推行希腊文化的统治者，这也是两约之间时期的巴勒斯坦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原因之一。大希律的建筑规模虽然可观，但其艺术风格却偏重于模仿主义和功利主义，加上当时希腊艺术正处于后古典主义的衰落阶段，所剩者也只有现实主义和精雕细琢这两种倾向了。希腊、罗马艺术格调的传入，自然也将这两地的异神带进了巴勒斯坦，继起的基督教艺术便有清洗异教主题的意向。

结论严格说来，希伯来并没有造型艺术的独立风格，但这决不意味着以色列人的艺术能力有甚么不足；相反，他们对美的感受在散文和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充分，足可供我们尽情领略。究其原因，则在于以色列民是受神的话治理，他们在道德上和在美学上的追求，一律受神道的约束、规范和引导。如果这使当代艺术家所提倡的那种艺术实验受到某种挫折的话，却肯定无违艺术最高的天职。以色列人的生活因与神的话息息相关，他们的艺术文化便也采取了重语言、轻造型的倾向。旧约希伯来文在表达一种颜色的明暗和价值，足能应付。圣经的艺术观圣经有些段落虽未直接论及艺术，但我们需要对这些段落深入领会，始可对圣经的艺术观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创世的记载。神面对祂所创造的物质世界时，宣告一切都「甚好」（创一31）。在创造完成之后，有如任何艺术家一样，神停下来加以欣赏。由此可知，天地肇始之初，万物形成，一切都值得赞美。神也享受祂所造的一切。按神的形象被造其中的一个意义，是我们对可爱的事物会有反应。圣经又谈到人类堕落的悲剧，这也是使艺术突生波折的根由。堕落的人类通过艺术表现出一种竭力而又徒劳的挣扎：他们讨好死神，寻找安息，极力想摆脱死亡的纠缠。出埃及记的诫命（二十4-6）要在这种背景下来领悟。神严禁制造任何偶像或任何被造之物的形象来加以膜拜。然而，所禁诫的仅是供人崇拜的偶像，而不是一般的艺术创作。这从圣经一贯的教导，从历史背景，从拉比对这一律法的解释中都可得到证实。神在颁布律法的同时，又详细指示如何建造会幕。这说明神无意于禁绝造型艺术。神甚至应许将祂的灵赐给选定的工匠，使他们充满能力和智慧。然而，我们只需稍作历史回顾，便可知禁绝偶像的警告是事出有因的。原来古代艺术多与偶像崇拜和异教徒的敬神活动有关，加上以色列这一个小小的民族正处在敬奉异神的强国文化的包围之中，神必须予以仔细的警诫，使他们不致做出渎神的行为。不过神的指示也有时被以色列人强调得过分严厉，甚至超过神的本意。

犹太人如何实践律法可说明他们对律法本意的了解。按拉比的一般观点，凡先知在神赐异象中所见在神宝座那里的形象，以及神亲自显现的各种拟人形象都严禁塑形雕像加以崇拜。因此，拉比明确的禁止制作以西结书所示的四活物或任何其他天使的形象，加以膜拜。立体、可供人膜拜的人形尤当严禁，但是律法从未规定禁绝一切绘画艺术。他们常以狭隘的观点来遵行这条诫命。例如犹太人之「他勒目时代」，因罗马硬币上铸有被人奉若神明的罗马皇帝肖像，有些虔诚的犹太教徒竟不敢正目而视。旧约对神和崇拜所持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圣经的艺术观。神既然是至圣、至善的灵，那么对祂的崇拜也要以属灵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当以谦卑和悔罪的心来敬拜祂，并表现于谨守律法的行为。圣经本身并没有把物质世界视为邪恶（参诗十九），但因贪恋情欲或世俗的美而脱离圣道之虞是存在的。为避免信徒在祈祷时心散神乱，犹太教不主张在会堂内多所装饰，只容许点缀律法经典的一些装璜。先知严厉谴责那些丢弃圣洁之神的美丽和崇高，一味沈湎于情欲和世俗之「美」的人。先知以赛亚尤有足以使人醒悟的鲜明对比。他宣称创世主的崇高与伟大远不是任何偶像所能比拟的（赛四十18-21），因为祂是「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则「好像蝗虫」（赛四十22）。我们对美的想象也如我们对义的观念一样，在唯一真神面前直如一件肮脏不堪的外衣，神则「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这一主题也可见于犹太人的智慧文学。「认识你就是完全的义」，我们不能被「人类艺术的恶念」引入迷途，「设彩作画者是劳而无功，那染着五颜六色的形体只会引动愚人的欲念，他们羡慕的是无生命的形象」（《所罗门智慧书》十五3-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箴三十一30）。使徒保罗对雅典城的古典美与异神崇拜的态度并无冲突（徒十七）。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山上，雄伟壮丽的巴特农神庙和阿西娜女神巨像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但他与历代先知一样，「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徒十七16）。然而，这并非他面对如此美丽建筑的唯一反应。他在演说中引用了两位希腊诗人的话，表明他对艺术的美并非没有感受，但是他更深刻地看到不能显彰神的艺术必会成为陷阱，神的国远比人的成就更为重要。雅典人的错误并不在艺术观上，而在他们对神的观念，这从他们的艺术中已赫然可见。使徒约翰谆告基督徒「要自守，远避偶像」（约壹五21）。我们知道，圣经并非排斥艺术，而是在肯定一个原则，即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在内，都当找到与神的关系。

如此高瞻之下，艺术的地位究当如何呢？首先，我们当记忆神如何仔细的指示敬拜之事，会幕或圣殿一切器物、雕饰和构件之设计和制作都在力求完美；欢乐、喜庆、舞蹈、歌唱向为旧约崇拜的重要部分，也反映出神的属性。在圣经看来，美是表现神于创世时设计的秩序。神与这美与和谐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常称为「智慧」（箴八1、22-36）。堕落的人类已失去这美或智慧（诗十四1-3），但新约断言，这美通过耶稣基督又可重归人类。因艺术理当表现的秩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得以恢复，艺术家便可重获神赋予万物的灵感。神创造的万物都经历救赎的更新（罗八18-23）。从新约可知，在天堂，颂扬和崇拜将为素常的生活形态，充满美丽和欢乐；「列国的荣耀、尊贵」（启二十一26）将带进这永远开放的天门。据圣经所言，凡神赋予艺术才能的基督徒都要按照神的圣言「调正琴音」，在荣耀神的大合奏中作出贡献。艺术能否帮助信徒在恩典中长进，更像基督？当然，神道的滋养和顺从圣灵的生活，无论如何是不可以艺术来取代的，但艺术可有助于此二者的强化和深化。中世纪的修道士克勒窝的圣伯尔纳说，在见神的异象的第一阶段，「要集中思力于寻常事上，细想周围世界之美，进而探求其由天而来的根源」。大卫只身牧羊于野所作简单的歌曲，被用来称颂神，并辑入诗篇之中。艺术可作激励和感召的工具，圣灵可藉此使信徒更感受神的旨意，更体恤他人的忧苦；艺术又可能是在地上排演的天堂交响乐。WilliamA.Dyrness另参：「建筑」；「音乐和乐器」；「会幕，圣殿」；「陶器」。――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