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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城市(City)城市是人们因政治、经济、亲族（圣经时代）等共同因素而聚居之处。圣经没有明确指出城、镇、村的区别，但强调城市四周有城墙（利二十五29-31），以及有坚固防御（书十九35），又常提到城楼、城门和围城之事，由此可知城市对在其周围的村镇有保障和避难的作用。最早的城市城市的形成游牧部落带着畜群追逐水草移动，结账而居，拔营而去（如今日中东的贝都因人），所以全无筑城之必要；而定居生活的部族，则必须有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新约一处提及半游牧生活的亚伯拉罕是何等渴望定居生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筑的。」（来十一10）足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既然食物生产是建城的关键因素，那么，城市之规模便自然与那一带土地的肥沃程度有关。例如，巴勒斯坦雨量稀少，土地贫瘠，城市的规模多不大；而米所波大米和埃及一带则水足土沃，故遍地都是大城市。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产丰收，这便导致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社会阶级的出现。由于粮食生产的劳力过剩，因而出现了新的行业，如制陶、锻冶、石匠、木匠等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品和剩余的农产品便使古代城市成为商贸中心。圣经中最早的城市圣经最早提到城市之处是创世记四章17节，记述「该隐建造了一座城」。查希伯来原文，「建造」一词是进行时态，大概该隐并未完成建城工作，也没有在那里定居，因为神在早先罚他在世上到处飘泊，永无定居之所（创四12）。创世记这段记述，确定了人类于很早期就开始建城定居，这与创世记其他的记述是一致的。我们看到，人类的第一代子孙该隐和亚伯所务都是食物生产──一个种田、一个牧养（创四2）；创世记第四章显示先有了粮食生产，后来才有行业的划分：雅八专于制帐（创四20），犹八精于制造乐器（创四21），土八该隐则成了冶炼专家（创四22）。考古证据考古证据也颇为一致地显示建城定居是始于很早期。迄今于迦南地发现的最古城市当推耶利哥城。考古学家甘嘉莲利用碳14分析从该地出土的木料，已考定该城至晚于主前7000年即已存在。其城的面积不大（占地仅10英亩），但建构坚固：墙厚6呎，一座圆石砌造的望塔高达30呎，内有楼梯直通塔顶。耶利哥城民在尚无陶器也无文字的时代，仍有相当可观的建设，还制造了不同用途的器皿。古时那里有水源充足的清泉，有怡人的气候；这大概是耶利哥城吸引大批定居者的主要原因。耶利哥城较迦南其他诸城大约要早3,000多年。惟米所波大米北部的雅摩和近东几座古城似与耶利哥的年岁相仿；其他著名的苏默古城如吾珥、基士、拉加斯、乌鲁克等则要晚得多，大约都建于主前四千年代或三千年代早期。城址和城名地理条件古代择地建城大概要根据4方面的考虑：1.城市为人长居之地，城中的私人房屋、财产、公共建设，都是居民投资的心血；而对那些惯于打家劫舍的沙漠悍族却有莫大的吸引力。故古城的地理位置必须有利于防守。建于山上的城比建于谷中的城更难于攻取。来犯的敌人若需仰攻，必增加守城者的优势。试以耶路撒冷为例。耶路撒冷四周虽环有地势较高的山峦（诗一二五2），但她建在其中的一座石灰岩的山脊之上，有汲沦谷从东伸向西南，与西边的泰路平谷相连接，形成了一道半圆的天然壑堑，拱卫着圣城的南半部。耶路撒冷更于四周建筑城墙，以确保安全；北墙则特别加固，因那是唯一无天险可据之处（参撒下五6）。2.水源的位置也十分重要，一般要考虑使全城的人取水方便。泉或井所在之地往往是居民的社交中心。对传统上负责取水的妇女尤其如是。圣经中这种例证是很多的（创二十九1-12；王上一38、39）。耶路撒冷的水源是基训泉（约四5-26）。水源多处于低洼的谷底，城市则需建于高处，这往往使离城最近的泉眼也要被隔在城外，从而造成防御上的致命弱点，因为一旦兵临城下，即必先切断水源；若城内蓄水一竭，城民就只有投降而别无生路了。次经《犹滴传》七章对这种情形有极生动的描写。犹大王希西家面对西拿基立即将来犯的严峻形势，在圣城下挖了一条与水源相通的隧道，将水引入城内。这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程（代下三十二30；王下二十20）。这条隧道长1,700呎，迄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到耶路撒冷观光的游客犹有一睹之幸。3.城市需要足够的粮食供应。古代的农民居住的城市或村镇，就在他们的田地附近，可每日往返。所以，城市的存亡，全赖城外耕地是否足够供应城中居民所需，且城邑的大小和居民的多寡，也受到周围的耕地面积和土壤的肥沃程度左右。4.随着城市人口在行业上的多样化，城市之间在经济关系上也日趋密切。例如，各城之间需要输入外地出产的原料，剩余产品则需要寻求外界市场；为了方便原料和产品的进出，人们便要选择离商道较近的地区建筑城市。从圣经记载也可看出，那时的通都大邑无不是坐落在国际商道附近的。上述4方面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不同也起了显著的改变。由于强大的帝国的兴起，如罗马帝国，城市可倚靠军队的保护，而无须再建于出入不便的山区。此外，蓄水池和引水道的发展，使城市可远离水源，如大希律建造的该撒利亚，即离开黑门山的泉水达12哩。再者，由于国际局势的演变，商道也随之更易，形成某些城市的衰亡和兴替。城名源流城名之立并非偶然。一般来说，城名总与所祀的神名或所属的部族名称或所在之地的形势特点有关。例如圣经很多城名均含「伯」字，希伯来语是「家」之意，指出该城是某神的居所，如伯特利、伯利恒、伯大尼、伯珊等；再如耶路撒冷本是耶布斯人的祖邑，故其城先名耶布斯；再如约帕，意即「美丽」，是指该城美丽的海景。城邑发展史新石器时代（主前7000-4000）根据考古研究可知，最早的城邑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一些重要的古城遗址如苏丹废丘（即旧约的耶利哥）、雅摩（在伊拉克境内）等，显示在这些围有墙垣的城市内，散陈杂列着一些矩形小屋，这便是当时居民的栖身之所。铜石器时代（主前4000-3200）这个时期的定居点已可见于全巴勒斯坦，多是一些小村落，无墙垣围绕。别是巴附近有阿布马他遗址，其屋舍均是筑于地下的「地窟」；从耶利哥过约但河便可见有特里拉加苏遗址，其壁画遗迹尚存，颇复杂精细。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器物（如铜器牙雕、玄武岩饰物）均可证明在这个远古的铜石时代，城邑之间已有了贸易往来。早青铜时代（主前3200-2100）这个时期，中东一些重要的城邑已陆续发展起来；尽管主要的城市发展集中于米所波大米和埃及土肥水足之地，但巴勒斯坦也兴建了一些战略坚城，如拉吉、米吉多、伯珊、示剑等。不过迦南城邑的规模普遍较小，如拉吉，其方圆才不过18英亩，而米所波大米平原上亚伯拉罕的祖邑吾珥则方圆150英亩，相差实在悬殊。然而，迦南城邑在圣经史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我们不可以其规模为衡量其意义的尺度。这些城邑多有厚墙为护，壁厚可30呎；城内多有公众建筑，包括有圣殿、「高台」（即户外祭坛）等，均宏伟可观。

中青铜时代（主前2100-1570）这个时代的开始是满目疮夷，早青铜时代中东的大城均遭废毁。主前2100至1900期间的考古证物绝少得之于古邑，而大多取之于古墓。至于到处废毁的原因，至今犹有争论，但如下两个历史因素却无论如何不可忽略：一是亚摩利人（即所谓「西方人」）的涌入。亚摩利诸部的移入虽未带来甚么重大的革新，但大批外人涌入必带来改变和使旧物瓦解。亚伯拉罕奉神之命而入迦南，也在此时。二是早青铜时代建筑之风大盛，过度浪费人力及自然资源，也是引致遍地废毁的可能原因。我们根据当年埃及法老阿普斯于主前2500年建造大金字塔的情形，即可想见古代大兴土木所耗之巨。显然，人为的生态破坏是古已有之了。中青铜时代主要是重建城市的时代。考埃及和米所波大米的文字记录，可知许多圣经城邑都存在于这个时期。主前1700至1570年间，叙利亚、迦南和埃及均处在一支叫作许克所斯人的闪族后裔的统治之下。是时城邑的规模有明显的扩大，如加利利海以北约10哩的夏琐即占地达175英亩，可算是圣经时代巴勒斯坦最大的城邑了，许克所斯人在城防建设上也颇有贡献，在他们治下，很多城邑都极力加固防御事工。晚青铜时代（主前1570-1230）主前1570年，埃及人将于许克所斯人逐出国门，其后不久，许克所斯人在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就烟消云散了。从亚马拿坭版可知，当时迦南的城市如：耶路撒冷、示剑、基色、米吉多等是互不相关的，但均在一定程度上听命于埃及。埃及法老杜得模西士三世的铭文证明，巴勒斯坦在晚青铜时代已有许多城镇。铭文还记载了有119个迦南城镇反抗埃及，其时当在主前1450年左右。在巴勒斯坦山区的考古发现证明，那里于晚青铜时代已有迦南人散居。很多山地城镇是希伯来人出埃及之后开辟的。学者们根据这个事实，推测山区殖民之所以可能，是在于两个因素。一是在泥的广泛使用，可用之于涂抹蓄水池的内壁和底部。需知石灰岩结构的山地土质是不能存水的，若非有灰泥这种材料则无法建蓄水池，而无蓄水池，则必无充足的食水可资度过漫长的干旱季节。有了蓄水池，居民对谷地自然水源的依赖性也愈来愈小了。第二个因素是赫人的冶铁术已传入迦南，且颇有发展，因而也就有了创山开石的利器。可持铁器的希伯来人不仅可以清除山地的林莽荆棘，且可以凿坑采石为用。晚青铜时代后期城邑大增，恐怕与以上两个因素不无关系。铁器时代（主前1230-330）这个时期，巴勒斯坦山区的主要居民已是以色列人。其十二支派也放弃了各自的独立而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王国。原先曾竭力抵抗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也被大卫征服了，且成了以色列新国家的政、教中心。所罗门在位期间，对耶路撒冷颇有增建，并建造了圣殿。其他各城邑也多加大增固，颇有焕然一新之势，显示了在一个强盛王国治下，各城各邑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新面貌。至罗波安在位而国分南北，耶路撒冷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领导地位遂受到了北方诸邑的重大挑战。先有示剑，次有得萨，终有新城撒玛利亚相继成为北国以色列的都城。北陲的边城但和古邑伯特利都成了北国以色列的宗教中心。后来，以色列与犹大先后沦亡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之手，由于大批居民被掳徙他乡，许多繁荣一时的城市都被废弃了。希腊时代（主前330-363）希腊人占领时期的特点，是各大城邑的内部多有了很好的规划：街道拉直拓宽；店铺、剧场、竞技厅、运动场均有次序井然的排列。这个时期有许多新城出现，仅西流基一世（主前305-281）在位期间，便建成了37座城邑，有不少且以其父（安提阿）或其本人之名命之；最著名的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该城后来成为基督教向外邦世界传布的中心。罗马时代（主前63-主后300）罗马人对圣地有两大贡献：一是确定了一个较长的安定局面；二是道路的兴建。这两项成绩都直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且给许多城邑，特别是位于商道附近者，注入了生机，带来了繁荣。亚历山太、安提阿、以弗所、哥林多这些名城大邑日见挤迫，各有50万以上的人口，当时的罗马城也至少有100万常住的居民。此期间，大希律王亟欲将他的犹大王国建成罗马治下的模范，便不惜工本地大兴土木。例如，耶路撒冷即有极多的兴建：宏伟的圣殿、以安东尼命名的大城堡、圆形剧场、大赛马厅和富丽堂皇的宫殿等都建于此时；大希律还创建了巴勒斯坦第一大港，为尊敬罗马皇帝亚古士督而命名为「该撒利亚」；撒玛利亚在他治下也有显著的廓大，并增建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希律在犹大之所为很可反映这个时期的城建特点：以宏伟堂皇的建筑来增添都市的美观。古城遗址考圣经时代虽然已经终止了2,000多年，但那些古城旧邑的遗迹却依然长留在世上。她们多数都埋在土墩之下。一个土墩之下可能分层埋葬着很多古城，例如伯珊的遗址何森废丘，米吉多的遗址抹撒林废丘，就各埋藏着20多个不同的遗址层。古代城邑毁于饥荒、地震、瘟疫、兵燹之后，由于城邑地势佳美，不久又有人在旧城的地基上重建新城。古城的坚城厚壁也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使旧址中各种遗迹、器物虽经烈焰濠雨而不致流散。历代以来，在一址之上就这样建而毁、毁而建，世代相迭而形成了一座土墩，保存了古代人民聚居的历史。但欲从土墩或「废墟」中去分辨圣经时代的城邑，对考古学家来说，实在是巨大的挑战。据以色列考古学家亚哈兰尼统计，在巴勒斯坦的475个旧约地名中，已基本考定者有262个。专家考定古城遗址的证据主要是取自以下3方面。古文献用以考证古代城名的首要文字材料就是圣经本身。圣经不仅记载了古城的名称，且为考定古城的方位提供了重要线索。圣经中记述古城地理位置的经文可分3种：(1)叙史而涉及地名的材料，如记载以色列人40年旷野飘泊的行程（民三十三）。(2)划定疆界的记录及分区行政的记载，也很有史料价值；而划定了疆界的记录（书十五1-12）较一般城镇名表（例：王上四7-19）的价值更大，因为它不仅是地名的罗列，更是按照城邑的地理方位排列。(3)关于行军作战的记载，如关于西拿基立进军耶路撒冷的记载，即对以法莲和便雅悯两地许多城邑的位置辨认帮助甚大（赛十28-32）。除圣经外，所谓经外材料也十分重要。如埃及和米所波大米的铭文记录即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地理资料。埃及第十二王朝（主前2000-1776）的「咒敌表」（临战前以咒诅形式历数敌罪的檄文）即记录了很多圣经城名，这要算是一份最古的证据。城名都写在陶器上，然后将陶器砸碎，即可将陶器上写的城市置于咒诅之下。此外，刻于墓壁和庙墙上的法老军事战迹记录也是珍贵的数据源。如第十八和十九两王朝的诸法老（主要是杜得模西士三世，亚门诺斐斯二世，兰塞二世）都曾多次攻伐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其中所载的城名有不少是圣经曾提及的城市。古埃及文献中最可为迦南古城作证的，当数亚马拿坭版。这是迦南诸王上书法老的奏表，以楔形文字写成，共400件，从中不仅可概观主前十四世纪的状况，也可窥见许多古城的位置。涉及迦南事略的米所波大米文献远不如埃及文献之多，这显然是空间上的距离所致；不过仍有两份文献可藉以了解一些迦南的地理形势：一是马里坭版，一是列王（包括撒缦以色三世、提革拉毘列色三世、撒珥根二世、西拿基立、以撒哈顿、亚述巴尼帕）的战绩年表。另从一幅描写西拿基立征服拉吉的浅浮雕上可以得到若干证据，说明拉吉遗址即是现今之杜韦废丘。巴勒斯坦本土却极少经外资料可资参证。尚可一提的仅有拉吉陶简（刻在陶片上的书简），书于尼布甲尼撒最后一次攻伐犹大之时，简中提及犹大外围若干城市的名称。

还有一批年代较近的文献，其可信性虽不能与上述极古的文献相比，但仍不乏参考价值。这类文献包括：犹太教典籍「他勒目」，优西比乌、耶柔米的著述和一些中世纪基督教朝圣者的笔记。总的来说，上述这些文献为考定圣经古城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依据。考古证据考古学家仅凭挖掘出的古物而能直接考定某城之遗址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多数情况之下，古物并非直接证据，但有极重要的旁证作用。考古学可确定某地成邑的时间，也可确定某座土墩之内各层的年代，从而使文献的有关记载得到实证。按一般规律，如果文献（包括圣经在内）记载某城存在于某时某地，那么经考古发掘就必会在相应的地层上有相应的遗迹出土。此外，考古发掘还可以确定建筑物的大小和架构（如圣殿、堡垒、水道等）、人口的种类、城邑的大致方位。这些资料无疑都是考定一座古城的重要因素。现今的名称据亚哈兰尼统计，在已经考定的诸城中，据今名求证而经得证实者占40％，这是可以说明城镇的名称大多逐代相传而少有改动者。这一理论可从鲁滨逊和史密次的考古工作得到左证。他们在1837至52年，仅凭一部圣经和当时的阿拉伯地名，就考定了大批圣经遗址。后经考古发掘证明，其结论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不过，某些遗址的旧名也有改用于附近地方的情形。因此，研读圣经者尽可以放胆的依赖圣经地图。随着实物证据的增加，圣经城市地点的辨认可日益确定。GordonG.Ceperley另参：「考古学」；「考古学和圣经」。――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