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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战争」

武器和战争(ArmsandWarfare)巴勒斯坦位处亚、非、欧三大陆接壤之处，其土地之狭小与战略意义之重大实不相称；由于军事强国（如埃及、米所波大米、亚拿多利亚的赫人帝国等）于周围称王争霸，使这弹丸之域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数据源圣经的记载是研究古代近东武器与战争的主要资料。此外，考古发现如有纪念性的遗迹，包括浮雕和绘画；防城的遗迹，其中发现残存的兵甲利器，以及编年纪事的古文献，都是极为重要的数据源。纪念性的遗迹描述军事行动的浮雕壁画使古代战争的特点一目了然，远较文字记载更为实在；且其描绘具体而微，往往把战争的重要方面如兵器的式样、坚城的规模、战术的要略，都一一呈现我们眼前。大多数武备设施是以木、革、纺织物制成，日久腐坏；其他以较耐久物料，如金属制成的铠甲，不堪长年累月的腐蚀；若非从雕墙画壁上窥见铠甲的式样和穿戴之法，恐怕对此将所知无几。另如攻城锤，是以数项部件构成，但多已无存，全靠遗存的图画使我们得窥其全貌，可知其形式和在战争中的使用方法。至于设防的坚城，则除基础结构之外，多已湮灭无存，幸有遗图参照，方知其建筑如塔楼、雉堞等重要防御系统是甚么形式，有甚么功能。浮雕壁画也使我们看到了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若干战术要略如：布兵的阵势、会战和攻城的队形。早铁时代（主前1200-920）以军事为主题的雕绘遗迹已殆无所见，但在晚铁时代（主前920-586），这类图画却非常丰富。亚述诸王尤喜以宫雕壁画装饰宫阙，且多是以战争为题材的；加之画面必刻有建雕立画之王的名字，使我们可确知战争和武器在不同年代的发展状况。考古发掘从设防坚城的遗址发掘出来的城池基础，可以看出防城的构图和建筑方法。这些发现对我们了解那些无雕绘遗迹在手，或虽有雕绘遗迹，但无防城图画可循的那些时代的战防设施尤为重要。耶利哥城的发掘即显示了该城的防御设施，如环卫全城的护城河、巨石垒成的塔楼，这大概是最古的防御体系了。纪事文献十九世纪曾有大量古文献出土，经考释，从中获得了有关古代军事的丰富材料。图画浮雕和器物多有无法提供的材料，如：兵器和兵种的名称、防御设施的功用、野战队列的编制和部署、兵器制造中心、情报系统、后勤补给措施等，而纪事文献却多有详载并记有年代日期，对圣经记载是很大的补充和左证。著名古文献有：波格斯凯（在亚拿多利亚之赫人都城，在今之土耳其）文献；在叙利亚之乌加列的拉斯珊拉文献；在幼发拉底的马里文献（多达20,000件，是主前十八世纪末之物）；在埃及之亚马拿文献（主要是主前十四世纪前半期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的藩王致埃及法老的呈表）；在米所波大米之努斯文献（主前十五世纪）；艾伯拉文献（出土于今马迪克废丘，该处遗存表明为一批未为世所知的古代文明，其中之图书馆藏有坭版近25,000件，已考定为早青铜时代之物，约在主前3100-2100）等。战争的艺术战争表现了民族欲将其意志用武力强加于另一民族的决心。自古以来，改善攻防技术即为立国要务。战争手段日精一日，正说明战争的重要性。武器、装备、战术的新发明必引起相对的发展。进攻手段的改进必导致防御手段的提高。例如，合成弓的应用增加了远距穿透力，遂有铠甲的发明来提高防护能力；再而刺激一种更厉害的攻击武器出现，以克服对方的坚甲厚盾。再如，防城设计的改善是由于攻城锤、攻城塔一类新武器的产生，大大提高了攻城技术。从整个圣经时代，均可以明显见到战争攻防手段这种相生相克、相激相荡的发展过程。所谓战争艺术，当包括3个基本部分，即：机动能力、攻击能力、防御能力。如上所述，武器的改良是在整个防御系统背景下发生的，所以要知道其一，便要知道其二、三。武器往往不是一场战争的决定因素，尤其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这时，起决定作用的，便是运用战略战术的能力，御将统兵的精神和军队掌握武器的技术。这些情况于圣经所载的多次战争中均有所见。军队起兵兴师，权在君王，他与御前军事顾问咨议之后便可以决定。但征伐攻战之事则全由国王的军队来担任。早在中青铜时代（主前1950-1550），强大的埃及帝国与赫人帝国便知养兵建军了。这两支最早的职业军队全以步兵为主，以车兵为辅。迦南多城邦的藩王也备有少量军队，但全属步兵，争战时需向宗主借车兵助战。

亚马拿坭版即载有迦南诸王请法老发兵增援并派车兵助战之事。以色列军队是以支派为单位的民军，并非职业军队，于早期只有步兵。至主前二千年代末，在圣地才有骑兵出现；而至主前一千年代，步、车、骑三军协同作战才普遍可见。步兵古代步兵按使用的兵器分队编伍。远射兵种为弓箭手（使用弓、弩、投石器等），于交战之初先投入战斗；继之而上的是使用枪和铜戟的中距兵器；最后于决战阶段则由刀斧手上阵与敌进行白刃战，使用的武器是狼牙棒、斧、刀剑等短兵器。早期以色列军即有轻重型武器兵种的粗略分类。某支派配以重型兵器武装，另一支派则以轻型兵器武装。例如勇敢善战的便雅悯支派是甩石放箭的远射兵种（士二十16；代上八40，十二2），犹大、西布伦、拿弗他利、迦得诸支派则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或快斧利剑短兵相接以决胜负（代上十二8-15、24、33、34）。今有士师时代和早期列王时代的雕墙画壁及其他镌有图形的器物为证，可知那时即有持枪的士兵：都是顶盔贯甲，持矛拥盾的精兵。持枪的士兵在刀斧手的配合下组成冲锋陷阵的主力，既可攻城，又可野战。弓箭手轻型步兵则由弓箭手和投石兵组成。今有亚甲王那兰新（约主前二十三世纪在位）立于书珊的碑铭为证，可知这种远程的弓箭手早于主前三千年代的前半期即已付诸使用。亚甲人继苏默人之后发展了合成弓，大大提高了箭矢的射程和穿透力。新战术也由此而出现：将弓箭手部署于阵后或两翼作掩护攻击，这一战法大见奇效，把米所波大米平原地区的战争艺术发展到一个近乎完美的阶段。亚甲人以弓箭手、车兵、重型步兵密切配合，协调作战，从而打破了苏默人的战术定式──仅由车兵与重步兵组成的「密集方阵」。亚甲人凭借这一崭新的战术，不仅统治了整个的米所波大米，而且挥师西向，兵威远达地中海岸。中至晚青铜时代（主前1570-1200）的雕绘遗迹和纪事文献，俱说明圣地大型军队均以合成弓为制胜武器，故此这数世纪以来，军事学致力的焦点便在于如何保证弓箭手的安全。因为弓箭手双手都用于拉弓搭箭，所以是最易受攻击的目标。从埃及本尼哈森岩画（主前二十世纪镌）可以看见：一支攻坚军队在作战，其弓箭手向城上放箭，或立姿，或半跪姿，但身无甲胄，全身暴露在坚城上弓箭手的射程之下。另从主前十八世纪的马里文献可知，是时人们已懂得围困城楼，这使弓箭手得着围城士兵的掩护，无形中抵销了雉堞上的防御。中青铜时代，弓箭手由持矛拥盾的步兵护卫；后来则发明了更有效的防护措施，如弓箭手也穿上铠甲，以及用其他更巧妙的方法加以遮蔽。

亚述那斯保时代，特别是撒缦以色时代的浮雕显示：亚述弓箭手都披长至踝骨的重型铠甲，且身旁有护卫兵以小型圆盾为其护面。然而重型铠甲在身，行动诸多不便，所以至提革拉毘列色时代便把铠甲改短，护卫兵的小圆盾则改为一人高的柳条长盾，上有直角檐的护面，可使弓箭手在城上箭石如雨的情况下，也可以立姿照射不误。从各种雕绘可知，亚述帝国的步兵颇倚重弓箭手的杀伤力，不仅在攻坚克险时尽量发挥其作用，且于开阔地厮杀时也都以弓箭手为中心来调动兵力。

以色列自有军队以来便成立了弓箭队。便雅悯支派的勇士素以善射著称，弓箭手似多出自此族（代上八40）。经载于洗革拉投奔大卫的一支小部队「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代上十二2）。南国犹大王亚萨对一支由弓箭手和持盾牌的士兵组成的便雅悯小队十分倚重；历代志下十四章8节且说弓箭手都护以盾牌。投石兵中青铜时代，埃及军队就有了投石兵的编制。著名的本尼哈森岩画反映出投石兵的任务，是在对弓箭手进行「火力掩护」；晚青铜时代投石兵的情况如何尚无据可稽，但反映米迪奈哈布海战（主前十二世纪初）的一组浮雕画，证明埃及人在与「海上民族」（即非利士人）作战时，仍在使用投石兵：但见他们站在守望楼上向进攻的敌船射弹投石。以色列的支派军队早在士师时代，就专设了投石兵的编制。从便雅悯支派保卫基比亚的战争中，可知700精兵左手使用投石器（或称「甩石机弦」）克敌制胜。他们个个训练有素，可谓弹无虚发，命中目标「毫发不差」（士二十16）。投石兵在攻城克坚的战斗中往往有极佳的战果，因为他们可作高仰角发射，使石弹射到躲在房顶或雉堞后的守兵身上。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与摩押人的战争中，投石兵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摩押王米沙背叛以色列，先知以利沙曾向以色列王约沙法进言：「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佳树，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蹧踏一切美田。」（王下三19）后来，以利沙的预言果然应验，各坚城美邑悉被攻破，一切美田也被以色列人抛石填满，最后只剩下摩押的都城吉珥哈列设，但也被以色列的投石兵团团围住，从四面攻打（王下三25）。由于弓箭手和投石兵在战场上可发挥很大的机动性，直至罗马时代结束前，向为罗马军团的重要兵种。波斯兵的弓箭手使敌人闻风破胆。希腊却不重弓箭兵种，只在革哩底和内陆数处荒蛮之地，才见有弓箭手的参战。希腊城邦时常雇用著名的革哩底弓箭兵来充实其常规军。该撒犹流也从革哩底和巴利阿里群岛召募了大批弓箭兵和投石兵，主要用在不适于重兵作战的地区。

车兵车兵早在主前三千年代的前半期即已是米所波大米决定胜负的兵种了，然而1,000年之后才传至埃及。据说御马驾车之术是古代苏默人的发明。他们使车兵与步兵配合而获得了军事上的优势，成为米所波大米平原的统治者。最早的战车是四轮或两轮，用四畜拉动，从古遗迹上绘饰的图画观之，拉车的牲畜显然非马，而是野驴。在战争中战车主要用于冲锋陷阵，中距投以铜戟、近距以枪戮之。不过早期战车尚极笨重，既无速度，更谈不上灵活机动。及至中青铜时代（主前1950-1570），战车已大为改观：轻车骏马驰骋在战场之上，遂使战争艺术提高到空前的新阶段。从马里文献（主前十八世纪）可知，战车是在开阔地势会战必不可少的武备，也是攻坚夺邑时封锁道路，狙击援军的必备之具。主前十七世纪，闪系的劲旅许克所斯人即凭借辐轮轻车而所向无敌，一路由北而南，克叙利亚，劫巴勒斯坦，最后兵占埃及。埃及受制多年，直至自建了车兵，方把许克所斯人逐出。晚青铜时代的埃及壁画常有描绘迦南人造战车向法老进贡的情景。埃及早期战车的式样与迦南战车如出一辙。从埃及之「兵车」和「战马」的名称来看，也是借自迦南语，这也证明埃及之战车战马原是从迦南引入的。

战车实际上是活动的放箭台。这些「火力点」在战场上灵活移动，可迅速集中攻敌之要害。这是战车作战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在于直接向敌阵发射杀伤物，从而造成其内部混乱。根据上述目的，这种武备必须满足迅速、机动、稳定这3项条件。3项之间的矛盾自然加大了设计的难度。经过数世纪的实战试验和反复设计，战车才终于成为迅速、灵活、高度稳定的有效战争武器。后轴杆的位置经一再试验，方固定在车体的最后部。这个位置使战车具备了最佳稳定性，从而克服了快速行进时飘摆不稳的弊病。这一改良，加之车体与双轮之轻捷，辕畜之力量与速度，已使战车臻于完善。一辆战车分解来看，车体、车轮、车轴、辕杆、轭等部分无不经过精心设计。车体有承载兵器的装置，如：箭囊、弓袋、剑鞘、斧枪架。显然，造战车的作坊一要有充足的原料，二要有高超的技艺，所以非强大富有的国家是养不起车兵的。从记载来看，以色列军队直到大卫与所罗门的统一王国时代，才逐渐配置了车兵，以前是没有的，因为只有中央军事政权统一调动下，才能集中充分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装备、训练一支精良的车兵队伍。士师时期士师时代早期（铁器时代一期），以色列人尚无战车，但迦南人却早已具备这一先进的战争武器，所以能有效地扼制以色列人在圣地的发展（士一19）。夏琐王耶宾之所以能够欺压以色列居北、中地区的支派达20年之久，也全凭他的军队有战车装备，能牢牢控制耶斯列谷一带。耶宾有铁车960辆，其车兵队伍十分厉害（士四1-3）。其时以色列的士师是女先知底波拉，她委派巴拉统帅以色列军；耶宾王车兵队的统帅是西西拉。两军战于耶斯列谷西段，米吉多附近。这是该时代极有名的一次战役（士四，五）。那时以色列支派军队尚属民军，只在紧急关头由士师号召战士参战。迦南军则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且有车兵助战；每车由两卒驾御快马，锐不可挡。以色列军的战略是充分利用地形和气候之便，以抵销西西拉车兵的优势。巴拉将以色列军的主力部署于山地，以防迦南车兵冲击；另派一小部队向列阵于耶斯列谷、基顺河附近的迦南车队突袭。时值大雨倾盆，河水暴涨，谷底一片泥淖，举步维艰（士五21），迦南战车尽陷泥中，机动能力丧失殆尽，以色列士卒乘势掩杀，使敌全军几覆没于泥谷。圣经这段记载不啻是指出了战车的严重局限性：只适用于开阔平缓的地形和坚实的土质。王国时期以色列中央王国既立，便有条件建立自己的车兵（参撒上八11）。不过扫罗王似尚未拥有车兵。大卫王朝初期，军队尚是一律只有步兵，也许因为当时的国土主要是山地，既无养车之便，也无受敌人车兵攻伐之虞；但以后王国疆土渐广，国内也有了平川，于是便有必要建立车兵。大卫与亚兰人（即叙利亚人）于以法莲河附近一役，从琐巴王哈大底谢手中俘获战车1,000辆（撒下八3、4；代上十八3、4），除留100辆装备己军之外，其余尽付之一炬。圣经记载押沙龙、亚多尼雅都为自己备置车驾。可见当时大卫军中车乘驾骑业已很普遍（撒下十五1；王上一5）。

所罗门王即已建置车队为军中主力，且不惜巨资增设装备以加强其战斗力。他从小亚细亚的基利家购置马匹，从埃及购置车乘（王上十26-29）；又于四境建立「屯车城邑」以拱卫京师，如建设夏琐和米吉多于北疆以防范亚兰；置伯和仑、基色、巴拉以警诫非利士平原；又置他玛于南疆以对付以东（王上九15-19）。上述各邑均设马厩多所，一厩分数栏，一栏养一马。邑中设演习场，专为训练车兵御马驾车之术。所罗门车兵队之规模由于圣经记载多有出入，一时尚无定论（例：王上四26记所罗门王有「套车的马四万」；代下九25则谓「四千」）。列王纪上十章26节记所罗门「有战车一千四百辆」，如按浮雕壁画所示以一车两马，另有一马备用计，则其挽用战马至少为4,200匹，与「四千」之数近。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所罗门王的军队已经以车兵为主力了。王国分裂时期待国分南北之后，主要屯车城邑如夏琐、米吉多、基色、伯和仑多归北国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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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从考古发掘可知，这些城邑仍被以色列国用为驻屯车兵的重镇。从米吉多发掘的巨大马厩遗迹，先曾定为所罗门时代所建，后于该址又有其他证物出土，说明那些马厩均是亚哈年间所设。考其厩房共450栏，可饲战马450匹，按3匹马一车计算，可知该邑所屯战车至少150辆；通常一队战车共50辆，则亚哈于米吉多驻屯的车兵共有3队。以此而推及全以色列，其战车总数恐怕要近千辆了。据亚述铭文记载，撒缦以色三世在位第六年，亚兰诸王联军与亚述战于夸夸，亚哈王投入战车2,000辆，这个数目可能也包括犹大王约沙法投入的战车数目（参王下三17）。

夸夸一役使以色列元气大伤，亚哈之后的以色列诸王均已回天乏术。以色列与犹大两国于主前九世纪盛极一时的车兵队从此一蹶不振，至耶户之子约哈斯即位，北国以色列已仅存马兵50名，战车10辆了（王下十三17）。以色列与犹大诸王见军力衰微至此，为求一时苟安，竟不顾先知以赛亚的警告（赛三十一1、2），北求亚述庇护，南靠埃及卵翼。其后，亚述大军围困撒玛利亚3年后，终陷城而入（王下十七5、6），从这以色列国都仅掳获战车50辆，仅够一个车兵小队的装备。骑兵指骑马作战的部队，晚至主前二千年代末才见骑兵出现于战场；在此之前，从已有的证据来看，仅送书报信的急使偶或乘快骑驰赴远差。米所波大米西北部有卡帕拉宫遗址，从中有石雕（主前十世纪之物）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初期骑兵的状况。从石雕所见，一位亚兰骑士端坐马上，一手揽绳，一手持棍（或枪）；虽有辔，却没有鞍马足镫，难保骑乘的安稳性。骑士头戴尖盔，背伏凸雕圆盾。卡帕拉宫另一幅浮雕描绘一位骆驼骑兵，跨下已有一副似鞍的坐垫，以绳交叉捆系于骆驼身上。我们知道，骆驼一向是亚拉伯游牧民族的战具，至近代仍是如此。提革拉毘列色三世和亚述巴尼帕的宫殿遗下之壁雕，描绘与亚拉伯人战于沙漠的情景。从中可见一驼载乘两名士兵，一为御者，一为弓箭手。大卫时代的以色列军队显然已经有了骑兵，只是骑乘的都是骡（撒下十三29，十八9），大概是因为骡子较马更适合在山地作战的缘故；到所罗门时代骑兵才改乘马匹（代下一14、16、17）。晚铁时代二期引起关注的，是如何解决骑兵腾出双手来拉弓射箭的问题。从亚述那斯保的壁画可见，当时的骑兵已编为两人一组，双骑并辔：其一为弓箭手，另一为护卫兵。后者一手披盾保护前者，一手揽绳驾御双马。这样便一举解决了弓箭手的防护与坐骑控制的问题。骑兵又时常与车兵编组，一组骑兵以一乘战车为恃，在其周围活动。圣经列王纪下九章25节记载耶户王与其军长毕甲骑马，并驰于亚哈王乘坐的战车之后，圣经所载与壁画所示可互为左证。从画上尚可看到，骑兵于涉水过壑之先，须由护兵下马探路，弓箭手则稳坐马上戒备。亚述大军横行天下主要依靠骑兵，这从西拿基立的战将对希西家的代表那一番刻薄的奚落中，已可知一二（王下十八23），同时也可见犹大国于主前八世纪末根本就不具备骑兵。亚述人在战场上损失2,000匹战马，但竟无损于骑兵的军力，可见亚述骑兵阵容之强大。波斯时代的军务要略之一，即在大力发展骑兵用马。欧、亚两洲的本地马多是暴烈难驯的劣马，非用嚼子不能控制；只有头短、关节小而强韧的亚拉伯马最优，性情温和易驯，仅辔头一副已足以驾御，因此从波斯起而至后来的希腊、罗马，都利用利比亚的亚拉伯马与本地马交配来繁殖发展骑兵用马。强大的波斯军队即以精良善战的骑兵为主，以步兵为辅。骑兵成为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自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之父）开始。经他改革，马其顿大军成为一支步骑混和的劲旅。腓力发展了密集方阵的战斗队形，即按武器性能将步兵紧凑编组，形成方阵，而以机动灵活的骑兵殿后，防护易受攻击的两翼和后方。亚历山大与波斯人作战时，即使用费列和马其顿的精锐骑兵，从方阵两翼发起攻击，收到了屡战屡胜的战果。由于他在军事上的成功，以骑兵殿后的密集方阵战法也声威大振，成了后200年希腊战术的固定模式。马其顿人在印度的东旁遮普地区，曾与波鲁斯王率领、策骑大象的骑兵激战。这是一支由200头大象组成的劲旅。亚历山大承认大象在战争中所发挥的威力。他虽未亲用象队，但他的继任者都曾多方尝试。印度大象曾一度成为西流基（叙利亚）的主力。埃及的多利买二世和迦大基的腓利基人则以象队为辅助部队，并延请印度教练来驯非洲本地象。当马其顿的毕罗斯率兵攻入意大利时（主前286-275），罗马人算是第一次与象队碰面（他们称之为「卢卡尼亚牛」），不过他们自己却很少使用象队作战。西流基王安提阿古犹帕陀曾以32只大象编组的「骑兵」来镇压犹大马加比兄弟的游击队。两军交战于犹大南部的伯撒迦利亚（《马迦比一书》六30、34-46）。据载叙利亚人把大象部署在方阵队伍中，每1,000顶盔贯甲的步兵并500精锐骑兵配备一只大象（六35）。象背置木堡，以特殊挽具系于象身，内设4名弓箭手、1名印度御者（六37）。以利亚撒（马加比兄弟最年幼者）发现一只特大的雄象招摇阵中，以为叙利亚王必在其上，便直迫象前，以枪猛刺，大象倒若山倾，以利亚撒也被大象压死。犹太军大乱，仓皇逃出阵地，遂败于数量远不如己的叙利亚军队（《马加比一书》六43-47）。进攻性武器古代战将的武备包括数种进攻性的武器，综合而言，这些武器分远距、中距、近距3种。弓箭与投石器（也称「甩石弦机」或「石弩」）是主要的远距武器；铜戟与枪在中距离交锋时使用，而刀、斧、狼牙棒之类，则为短兵相接的利器。弓早期的弓是用处理过的树枝弯成。但仅木质弓身绝难兼备轻、韧、弹性三要素于一身，于是渐将木料、胶质、动物的筋、角、皮等自然物质合用而制成所谓「合成弓」，其威力已绝非原始的弓可同日而语。捷足先登的亚甲人即依恃这种弓在角逐米所波大米的霸业中打败了苏默人，时在主前三千年代。亚甲王那兰新（主前二十三世纪）在书珊所建的纪念碑上，首次为我们显示了这种合成弓的式样。合成弓轻、韧、弹性俱备，其形状也极重要：双弧弓即较月弯弓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除弓身之外，弓弦也极讲究。弓弦多用皮条、兽筋、牛或骆驼的小肠、植物纤维（主要是旋花属植物）等制成。开弓是以手拉弦（王下十三16），有时需以足蹬弓背弯弓，需要相当气力（参撒下二十二35；耶五十一3），所以俗有「蹬弓步」之称。弓箭随护甲的改进而改进。箭镞之设计旨在穿透敌人的护甲坚具。如晚青铜时代的护具有铠甲，遂设计了中部隆起的棱式箭镞以期穿透之。箭杆多用芦杆制作，取其坚柔兼具的优美。从埃及有晚青铜时代的箭出土，尚相当完好。从努斯坭版可知，「箭」与「芦杆」原是一词。箭身长约30吋，后部装有3行羽毛，称「箭羽」。波斯人称这羽毛为「死神的信使」。埃及中王朝时期的壁画显示，埃及弓箭手携箭捆出战，进入阵地后将箭捆置足下，随射随取。直至旧约族长时代（即中青铜时代），箭袋（也称箭囊或矢鞬）始由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传入埃及。努斯文献证明，箭袋可容纳20至30枝箭。箭袋轻韧，便于携带，或肩背，或斜挎，以便腾出双手拉弓射箭。制造合成弓需要综合使用几种不同材料的技艺。例如许克所斯人即将骨片、铜丝、兽角或象牙配合起来，各用其长，来增强弓箭的远射力和穿透力。弓有弓袋，从晚青铜时代的绘画可知，弓袋缚于战车之侧，平时弓即置于弓袋中。投石器与弓相辅的尚有投石器。原来是牧羊人用来驱赶袭击羊群的野兽的，后来慢慢用于战争，其重要性也益增。投石器的最大优点是构造简单，可就地取材，因此不但人人可以制作，而且可以随地检石为弹。一个训练有素的投石手投石可远至600呎，且不受地形限制。投石器可作高仰角发射，这于攻城战尤为重要。正因其构造简单，易学难精，欲百发百中则非纯熟的老手不可，这也是投石器的主要缺点（参士二十16）。投石器的构造是用一小皮囊系于两皮条末端。发射时以石子或铅弹置囊中，左手执囊，右手执两皮条末端，双手拉紧皮条，高举过头；然后右手急速抡动，数转后，放开一皮条，弹即发出。所用石子或铅丸置袋中，可随身携带，战时也可将石子堆于足下，以便随取随发。投石器之作为长射程武器，其重要性已从少年大卫击毙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撒上十七40-51）得到证明。其时，非利士人的武器虽已十分精良，但只限于中短距武器，如：铜戟刀剑之属（撒上十七4-7、45、51），他们没有弓矢弩机之类的长射程武器，这便使大卫的投石器大占优势，能够巧胜歌利亚的坚甲利剑（撒上十七48、49）。铜戟和枪这两种中距武器貌虽相似，但长短和用法都不相同。铜戟短而轻，是一种投掷武器，貌似长矢，可单手投出。主前三千年代的苏默车兵都配备铜戟，车上设有铜戟筒，内置铜戟若干，因其轻便，士卒也可背铜戟冲锋陷阵（撒上十七6）。枪头也随敌人防具之增强而不断改善，以增进穿透效果。戟头装上倒勾，刺中人体时，很难拔出。铜戟末端常以金属打成尖状，以便随处插戟于地。戟头重量之设计也颇精到，在投掷时有助于与铜戟保持平衡及推进。以色列士师时代与王国时代早期，爱琴战士曾于铜戟末端系一绳索，索之另一端有环；绳索环绕戟杆，状如织布机的织轴。投掷者执环在手，铜戟出手时绕索尽解，遂使铜戟在空中作螺旋滑行，投距因之大增，推进也更稳定。圣经作者将歌利亚的铜戟比作「织布机的机轴」（撒上十七7；撒下二十一19），疑即指这种爱琴式的铜戟。其时这种铜戟刚传入巴勒斯坦，故于希伯来语汇中不见它的名称。所谓「织布机的机轴」即今之织轴，木制、辊状，缠以索圈，旋转时引出经纱绕其上，与纬纱汇合，编成织物。另有所谓「标枪」，是较铜戟更小的投掷武器，其锋尖锐如矢，也可用于戮刺（撒下十八14），但我们对此所知不多。枪形若铜戟，却较长大，较重，主要用于刺敌（参民二十五7、8）。从最古的壁画浮雕遗迹中，已见枪用作战争武器。著名的埃及狩猎调色板和瓦尔卡的黑冈岩碑柱（疑是主前3000年之物），都绘有战士手持长杆武器，杆端有叶状锋刃，中稍隆而前收为棱尖。枪在整个主前三千年代中都是步兵的标准重装备，也是车兵最有效的武器。考古发掘证明，中青铜时代一些北方的半游牧部落开始进入巴勒斯坦，他们手中的武器主要是枪，其枪头带有涡旋形柄脚，用以固定于枪杆；这设计是米所波大米和亚拿多利亚一带于中青铜时代最为流行的武器形式。亚伯拉罕及其家族可能也在这些相继西迁的移民中，他们手中所持的武器当然也有这种枪（参创十四14、15）。早期流行的另一种枪，特色是于枪杆尾端装有金属锥状物，称之为「鐏」，平时可将枪插入地中，以备随时操起迎敌。这种特色沿用至久，圣经记述扫罗睡眠时，「枪在头旁，插在地上」（撒上二十六7），即是一证。情急之下枪的尾端也可用于刺敌。亚撒黑即被枪鐏贯腹而死（撒下二23）。从壁雕可知，晚至中青铜时代，埃及的车兵尚不使用长枪为战，但埃及的敌人均以枪为武器。战车上装有筒形插座，置于车的后面。这是赫人的首创，也是西亚各部族战车的标志之一。枪是车兵的武器，他们有时也持枪加入步战。整个晚青铜时代，常规装备的军队有持矛拥盾的特殊兵种，这是该时期的铭刻雕绘所显示的。两军会于野，方阵队伍中手持枪者是主力冲刺。守城兵持枪力拒攀登云梯以攻城的敌兵。刀剑铁制的兵器以刀剑为最早。早在主前三千年代，亚拿多利亚的兵器匠即开始打制一种直刃两面的近战武器，是为剑。起初剑刃极短，形似匕首，仅适于戮刺，这是受了当时冶铁技术的限制，只能如此；因为欲使长刃在强力冲击之下不弯不断，非是「硬铁」（钢）不可。待亚拿多利亚的冶铁知识传至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际，已时过1,200多年，那时已发现了锻造硬金属的方法，于是刀剑始成为短兵相接的通用武器。刀剑之设计，是在发挥武器劈、砍、击、刺的功能。剑长刃双锋、中间有脊，近端则锐，其尖可刺，刃可劈；刀则为单锋，刀背为脊，甚厚，刀刃多呈弯形，其状若鎌，刃在曲线外侧。这种鎌状弯刀盛行于主前三千年代末，初时刀身与刀柄是一整体。中青铜时期的刀，大多柄长刃短，其功能若斧。至晚青铜时期，坚胄厚甲一兴，这种形状的「砍刀」就归于无效，渐被一种长刃（或刃与柄等长，或刃长于柄）弯刀所取代。这种刀在车战中劈杀极为有效，尤长于对付身无甲胄的步兵。圣经多处描述约书亚统帅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迦南人（参书八24，十28、30、32、35、37、39），可见其武器必是这种长刃弯刀。因为短刃直锋的古剑只适于戮刺。在巴勒斯坦的基色，从一贵族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把弯刀，已考定为主前十四世纪前半期之物，这便是这种古代弯刀的物证；米吉多的牙雕也显示这种弯刀的存在，其时已略晚，当在主前十三世纪之末了。

由于锻造技术的进步，直刃双锋剑当然也有了改观。所谓「海上民族」的非利士人，就极善于制造短兵器。他们在主前十三世纪制造的直刃剑，就已经远胜于那种鎌状弯刀了。以笏成功行刺摩押王伊矶伦的事（士三15-30）也说明了这两种刀的不同特色。以笏将一把直刃双锋短剑缚着右腿，藏于衣服里，瞒过了卫士而直达王前；趁左右不在，左手出刃直贯王腹（士三16-21），干脆利落地完成任务。这把短剑就是非利士人的制品。扫罗时代的非利士人即凭借他们的锻铁技术，称霸于巴勒斯坦，占地建城。他们的军事优势在于拥有战车，以及武备精良的步兵。他们垄断着铸铁技术，严防以色列人学会（参撒上十三19、20、22），直到以色列人真正掌握了锻铸技术，力量对比才发生了变化。杖和斧在能锻造「硬铁」之前，杖、斧是与刀、剑并用于近战的武器。两者皆有短木柄，一端装有坚硬沉重的杖头或斧头（由石或金属制成），抡动打击，足致人于死。技术上关键的一环是如何保证杖头与木柄牢不可脱，不致因抡动武器或击砸冲撞而脱节离析。为便于把握，杖柄与斧柄于手握之处最粗，近头渐细。这种器械只能随时握在手中，有时也以环扣于手腕。锤的功用是在砸、打；斧则用于劈、砍。

杖是很原始的武器。表示「打斗」的最早的象形文字即是一手持盾，一手持杖的图形。从铜石器时代直至早青铜时代前期（主前3500-2500），杖一直是近战的主要武器，因为当时甲胄未兴，杖之威胁尚不可挡。在巴勒斯坦的别是巴和隐基底附近，皆有古代的杖头出土。看来古人在石杖头的形状上费了不少心思：有的状如苹果，有的状如鸭嘴梨或圆盘。显然，每种形状各有利弊。随着坚胄厚甲的出现，石锤或铜锤的威胁大减，从战场上渐渐便销声匿迹。不过，杖之作为交战的武器虽被淘汰，却成了王权或神权的象征物（参诗二9）。斧的问题更为复杂，兵器师需要花更多的心思来设计。首先是斧头与斧柄的衔接问题；继之是斧刃与斧背的宽窄比例问题。最早的斧刃短背宽，对付无盔无甲的敌人尚颇有效，且能破壁穿垣，不失为攻城的利器，这些在撒卡莱的壁雕（主前二十三世纪之物）上都有显示。待对方有了坚盔厚甲，斧就失去了效能，于是有大板斧出现：刃长而锋利，斧背窄而短。从古发掘苏默人的遗物中，同时找到了长锋板斧和高质的金盔。不过，金盔再坚，恐怕也难挡这千钧利斧之一劈。苏默人的兵器匠发明了安柄的管形凿，遂使斧头与斧柄能够牢固衔接。在犹大旷野隐基底附近的米什马尔干河曾发掘出铜制品450多件，其中有大量管凿利斧，已考定为铜石器时代（主前3100？）之物。至主前三千年代，经兵器匠之手设计制造的各种兵斧已很齐全，直到铁器时代之末，只是在这些类型的兵斧中择精选优而已，并无大的改动。主前三千年代的前半期，柄脚斧和管凿斧并行于世；短刃凿斧与长刃板斧也先后兴于此时。在苏默人中无论是持枪的步兵还是车兵，都有斧在身。管凿斧之性能优异，故自米所波大米经亚拿多利亚、叙利亚而传到了巴勒斯坦，只是不知何故，竟未传到埃及。从埃及壁雕来看，埃及武士一向在使用柄脚衔接的短刃凿斧。护具士兵在战场上若无防身的护具，全军的机动性和攻击力必受损害。盾牌盾牌是最古老的护身武备之一，其设计的目的，是为在士兵身体和敌人武器之间形成防护物，以减少伤亡。从米所波大米之泰洛赫出土的秃鹫碑柱，是主前三千年代的著名遗物，上面的雕画描绘一队6列方阵兵，其步卒皆穿重甲，各拥一盾；盾短形，自颈至足，可蔽全身。已知古代盾牌的形状颇不一。苏默士兵向无甲胄，所以需拥长盾遮蔽全身。至晚青铜时代，甲胄已很发达，盾体逐渐缩小以求灵便。亚述战绩浮雕对晚铁时代诸器物刻画甚细，可知亚述人很着意于以坚盾武装持枪的步兵。如亚述巴尼帕的军队，除一部分持小型圆盾外，持枪的士兵所拥者多为圆顶凸面盾，可蔽全身。大盾牌多以枝条编成，以期携带方便。提革拉毘列色的弓箭手各拥大盾一面，高达6呎，盾顶呈直角。盾牌也有以青铜或红铜制成者，虽甚重，但取其防御之固。为求轻捷，往往以木材或藤条为框架，上覆以革面，以油料涂之以防干裂（参赛二十一5）。也有盾芯加厚，以增强防御强度（参伯十五26）。士师时代及列王时代之初，高级的长官多护以大盾。大盾由一持盾兵携带，常防卫于将官的右侧，因长官右手持兵器，左手持盾牌，其右侧极易受攻击（参士九54；撒上十四1，十七7；撒下十八15）。故护卫须时刻不离其主之右（撒上十七41；参诗十六8）。古时，临战须以圣油膏战士及其兵器，盾牌也是其中之一（参撒下一21）。铠甲铠甲是古代作战的防护衣，也称「身甲」。战士披挂上阵，双手均可持械作战，这是铠甲比盾牌优越之处。设计铠甲之意，即在取盾牌而代之。铠甲一般长及膝下，紧身而无衽，革制，或以致密坚实的织物衲成。这种铠甲易于制造，轻捷便利，无碍于行动，且于胸、腹、背、胯、腿诸要害部位均可起保护作用，武士只须另持一小盾防护手与面即可。然而对于须腾出双手作战的弓箭手和车兵来说，仅穿铠甲还不够安全。赫人为解决这问题，将车兵按3人编组，共乘一车，一持大盾的护卫专事保卫弓箭手和御者。这样，不但加重了战车的负荷，而且把1/3的兵力用于防护，实在太不化算。于是如何使士兵既能全力进攻又能有效防身，便成为当时兵家急待解决的战术课题之一。至晚青铜时代，铠甲付诸使用，使这一问题多少有所解决。铠甲是以数百金属甲片缝缀于革制或布制的紧身衣上，使甲片交迭连结成鱼鳞状。从努斯、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均有这种锁子甲出土，使我们得以看到连缀甲片的方法。原来每一甲片上有7个小孔，一般为上三、下二、边二，以韧线将甲片缝缀在衣面上。据努斯铭文记载，缝制一袭铠甲需大金属甲片400至600片，小金属甲片百片以上。肘、臂、颈等处以小甲密行连缀，意在便于屈伸。穿上这种铠甲，既可防身护体，又可行动自如，毫无阻碍，为革甲或布甲所望尘莫及。非利士人的头号战士歌利亚就是身穿铠甲，腿上有青铜护膝（撒上十七5、6），是典型的爱琴战士装扮。铠甲虽好，也有缺点。首先是制作的技术要求很高，造价十分昂贵。列王时代早期，穿戴铠甲的只有扫罗王本人和王子约拿单。就是最富足的国家，恐怕也难给每个士卒都装备铠甲。弓箭手和车兵均获优先配给铠甲，其次，铠甲的重量相当，所以穿在身上总有不便之处。扫罗特别恩准大卫披戴他的甲胄出阵，使少年大卫领略了顶盔贯甲的难处（撒上十七38、39）。第三，铠甲也有不胜防之处，如肩臂相连之处和甲叶间的缝隙等都是易攻之点。亚哈在基列拉末战场上所受的致命伤，正是流箭穿透甲缝所致（王上二十二34）。盔士兵在两军阵前打仗，头部是要害，所以早在主前四千年代末便有了防护头部的装备。苏默人在王朝初建时（主前3100）已有头盔。从吾珥石柱、秃鹫柱碑、马里嵌板的雕绘来看，戴头盔是苏默士兵最具特色的标志。这种头盔顶部略尖，可保护耳部及颈后。从吾珥遗址有包着战士颅骨的头盔被挖掘出来，使我们得知其大体式样。这种铜盔已与更早期的头盔大不相同。更早期的头盔是用兽皮或坚韧的织物制成，紧箍在头上，与帽子无异。以后诸代，头盔的质料和式样均有若干改进，但始终未采用罩面的头盔，也许是由于近东气候炎热的缘故。晚青铜时代又出现了一种甲叶脖套，用以遮蔽盔与甲之间的空隙。以后兵器匠又在盔形上多加改进，一方面是为提高头盔的防护性能，另一方面在加强识别标记，因为两军混战于战场，各军将帅必须实时明辨敌我，所以头盔的装饰与样式便屡有变化。圣经记载歌利亚与扫罗都戴铜盔（撒上十七5、38）。数个世纪以来，异族的重甲步兵都以头盔为常规装备，但从整个统一王国时期来看，以色列士兵却少有戴头盔者。主前九世纪，南国犹大国王乌西雅曾有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以头盔装备军队也属其中的一项（代下二十六14）。战术开阔地势的正规战显示开阔地势战争的最早雕绘是中青铜时代（主前三千年代）的遗物，于米所波大米出土。那是两件极为重要的纪念碑，一为吾珥石碑，一为秃鹫碑柱，是为表彰苏默人彪炳战绩而立的。碑雕内容充实，又不乏细节，给我们看到车骑与步卒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大战争场面。车骑发起进攻，铁车快马直冲敌阵，乱其阵容，冲散敌阵，纵横践踏其兵卒，车上战士发标枪左右投刺；此时在车兵两翼或正后方的步兵迅速将队形改为横列方阵，各举长矛大斧迫近混乱的敌兵。每方阵由6纵列组成，每列10人（加小队长共10人），各拥盾持枪，随着向左或向右转的命令，横排直向前进。后来亚甲人又在苏默人的基本战术以外加上可作远距攻击的弓箭手，安排在侧翼及后方，使他们的军力更为超越。中青铜时代的材料证明，其时已有编制有序的军队，行军作战都有严整的队形。从埃及挖掘出努比亚持枪弓箭手的排阵（主前2000﹖），显示10人一列、共4行的纵队。古文献记录也确定基本单位是10人一组。当时的一部古文献《辛奴亥的故事》于提及宫廷卫士的编队时写道：「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就召我入宫，来去迎送的都是10人为伍的禁卫军。」也有古文献记载了军队规模和战斗编队的情形，可知正规战争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主前十八世纪的马里文献记述民军编队多可达10,000人，少则3,000、2,000、1,000、600、100不等。主要攻击的基本单位共300人，由3个小队组成。骑兵兴起于主前二千年代和一千年代之交。骏马骁骑的参战给大军增添了军威声势，且能迅速集中火力于主攻点，使战术大大向前跨进一步。当亚述大军成为步、骑、车三军紧密配合，协同动作的强大战争机器之后，众邻国的军队已无敢当其锋者，他们知道若开阔地打正规战，绝非亚述大军的对手，便都退缩到坚城之内，企图负城一搏，以求幸免于全军覆灭。以战争为题材的雕绘，当以晚铁时代最为丰富。亚述的战功浮雕画对攻城野战和防城规模，都有十分详尽的描绘。在开阔地势的正规战中，亚述的战车从四面八方向敌阵冲击，将敌军分割成小块；随后步兵出击，将被分割的敌军逐一歼灭。亚述人的作战能力也可见于适应敌国的各类地形，途遇山岭、丘陵、林莽、沼泽，都克险有术，如履平川。这种情况可从西拿基立（主前705-681）宫中一幅十分精彩的浮雕画得到左证。该画纪念他如何战胜退到米所波大米南部的一块沼泽地带的敌人。亚述军追至那里，步兵变成「两栖部队」，驾轻舟快艇迂回于芦苇之间，打击、歼灭埋伏在芦苇丛中的敌兵，并发起火攻，将敌兵烧死在藏身之处。亚述军队善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很有一套克服天险屏障的技术和能力。亚述那斯保年间的一幅石雕描绘了如下情景：浩浩荡荡的亚述车兵渡过一条宽阔的大河，有大批人马和物资须急运过河。只见他们把战车装上大木筏，有士兵若干在筏上以桨划水，对岸有先遣部队用大绳拖拽；马匹用绳索拴起，由筏上的马夫牵引，随筏鱼贯浮水过河；大股部队则一律游渡，有随军携带的革皮浮子助游；盾牌和各种兵器皆负于背，以免沾水损坏。不过这种危险而复杂的行动实属兵家之忌，若非万不得已不出此策。亚述的工兵设计了一种渡河方法，可用于强渡小河：数船连串，船舷上搭木板，以绳系牢，即成浮桥一座。地理条件在战争中向为重要因素，在亚兰王便哈达攻伐以色列王亚哈的撒玛利亚战役中，更起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王上二十）。从叙利亚往撒玛利亚有多路可走，便哈达选择了经疏割谷的一条近路。该路从叙利亚经疏割谷，南面不远便是押玛，在那里东渡约但河，进入法拉河谷。该河源头在撒玛利亚山中，他们沿河道入山，盘山而行，直到撒玛利亚。便哈达率32王联军，步兵为主，骑、车两军为辅，一路浩浩荡荡，抵疏割谷安营下寨（王上二十12、16），并派使者往见以色列王亚哈，敦其速降。亚哈拒绝了便哈达的投降条件，便哈达便下令进军撒玛利亚，企图将城包围。亚哈已下定背城一战的决心，同时又抢先派兵死守法拉河谷，欲在那里截击亚兰大军，阻止他们进入撒玛利亚近郊。当亚兰军受到7,000以色列士兵猛烈攻击的时候，其骁勇的车兵马队正拥塞在狭窄的法拉谷地施展不得。便哈达听到探子的报告时正喝得酩酊大醉，对大军已陷死地的危局无所觉。亚哈以较少的兵力，利用地形把亚兰大军解体。亚兰军惊慌四散，逃回了疏割，便哈达才如梦方醒，遂仓惶乘骑逃走（王上二十20）。次年，便哈达复率军南侵。这次他选择了西路，南下先取亚弗，准备在平原地区与以色列军进行决战。亚哈则率以色列军赶到亚弗附近的隘口，在那里安营，与亚兰大军成对峙之势。7天之后两军交战（王上二十29），亚兰军企图冲过隘口，竟又陷入重围，10万大军无一生还，侥幸逃入亚弗城的，最终也与亚兰王一道作了阶下囚。开阔地势的正规战法渐次形成一种定式：必置精锐于方阵右翼。至希腊统帅伊巴密农达（死于主前362）则一反野战常规，偏使左翼加强而成斜楔阵法，遂出奇制胜，大败斯巴达大军。马其顿王腓力及其子亚历山大都在方阵战法的基础上时加变化，善以奇兵制服敌人。早期罗马军团的战斗队形也离不开方阵战法。主前四世纪首创分队制，旨在发挥铜戟和双刃宽剑在开阔地势战斗中的作用。所谓「分队制」（200人为一队），即前队出现缺位，则后队立即补足。后来经战争实践的启发，分队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地形因素相结合而创造出更灵活机动的战法。该撒犹流更发展了侧翼出击法，以及保留后队，作致命一击的战术，使战法又大进一步。在非开阔地势战斗中则更多发挥弓箭手和投石兵的作用。自此，罗马人打仗已不再受刻板战法的束缚，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开阔地势的双人战古代近东的战史上曾有双人决斗以定两军胜负的战法，可视为正规战的另一种形式。双方各选一大将，代表本军决斗于两军阵前。两军事先达成协议，必须谨遵决斗结果行事。这种方法显然是为了避免大规模战争的伤亡，关于这种独特战争形式的最早记载，可见《辛奴亥的故事》的有关章节。辛奴亥是埃及第十二代王朝的廷臣，曾自我流亡到北方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闪族各部族中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他受到一位当地战士的挑衅，便举行决斗而得到胜利，并占夺了对方的财货。从以后的记载也可见上述双人决斗的方式：先协议，继而决斗。终则按胜负结果行事。同时期的埃及本尼哈森壁雕也描绘了这种场面：画中有3列的裁判，决斗者在场中角力。从巴勒斯坦北部的法拉废丘有一雕瓶出土，已考定为主前十八世纪之物。瓶雕所表现的是两名迦南战士各持刀剑的决斗。这些证物显示同一主题，考其年代都是中青铜时代前半期之物。双人决斗式的战法于当时各国十分普遍，但在以色列，于大卫与歌利亚的那次较量（撒上十七）以前，从未见闻。当时非利士军深入犹大腹地，已达梭哥，在一座小山上部署；扫罗军则在另一座山上部署，两军隔以拉谷对峙（撒上十七1、2）。非利士战将歌利亚日日骂阵，要以双人决斗定两军胜负；大卫接受了挑战，杀死歌利亚后，非利士人却食言毁约，一走了事。以色列遂挥军追杀非利士人，斩杀无数（撒上十七50-52）。扫罗死后，大卫、扫罗两派火拚之势已成，两军遂会于基遍。扫罗军主将押尼珥提议双方精选壮士若干为代表，交手比武以定胜负（撒下二14、15），经大卫军主将约押同意便达成协议。双方以基遍地为界，各出12名参战，「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仆倒」（撒下二16）。这种打斗场面于米所彼大米卡帕拉宫壁雕上有极生动的反映，时间也相吻合（主前十世纪）。格斗既不能定大局，双方便只有挥军大战（撒下二17）。攻城战古代近东城邑的位置多具备两个特点：在军事上必是易守难攻之地；在经济上必有某种优势可恃。中青铜和晚青铜时代，巴勒斯坦、叙利亚、亚拿多利亚和米所波大米一带城邑的规模，一般占地为5至10亩，少数通都大邑占地面积较大，有达数百亩者。城区平均人口密度若按每亩240人计算，最古城邑的人口估计可在1,000至3,000人之间，少数通都大邑的人口可在5,000至10,000人之间。若按每4人中有1人被编入城防民兵计算，那么，小城邑的防御兵力大约为300人，中等城邑大约为2,000人。古代城邑的防务主要是坚城有关设备的建设，以及粮食和水的储备和供应。防御设备的布局和建设，其目的不外是在削弱敌人进攻中的机动力和杀伤力。坚城可就地形天险因势而设，如无天险可凭，就要以人工挖濠设垒来加强防范。攻城与守城的斗争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一方要根据另一方的意图和行动反其道而行，方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建立防御体系，意在挫败对方一切可能的攻城行动；攻城战略的实施则意在摧毁对方的整个防御体系。攻城克邑可能有5种方式：（1）是翻城越廓而入；（2）是摧城毁廓而入；（3）是挖城洞或地道，从城下潜入；（4）是围城；（5）是用奸设计。在攻城陷邑的实践中，往往是几种方法配合使用，以求从速达到目的。圣经对亚比米勒攻克示剑城的经过情形记载颇详（士九），可作为士师时代（即早铁时代）攻城克邑的一个战例。亚比米勒因示剑城民与原皇室的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便决心屠城以逞。他乘夜将雇佣兵埋伏在城边（士九32-35），待黎明时分城民出城，便突然袭击，战于城郊；城民败退入城，凭城墙坚守。翌日，亚比米勒发起攻城战。他兵分3队，自率一队猛攻城门（43、44节），终于破门而入，外城遂陷。但城民后退入城中卫所，即巴力比利土庙，继续抵抗。描绘城墙被攻陷，而守兵犹据内城卫所抵抗的壁雕为数不少。从考古发掘可知，示剑的庙宇与迦南其他城邑的庙宇建筑一样，是一座有防御设施的塔楼，其入口的一左一右设有两座坚固异常的卫所。示剑楼既坚固，格局又紧凑，便于集中火力抵抗亚比米勒的军队。亚比米勒硬攻不克，便下令士兵以战斧砍伐树枝堆于卫所周围，纵火焚烧（士九48、49），守兵尽被烧死于楼内。克外城虽难，攻取卫所则更不易；从示剑楼的攻取已可概见。亚比米勒攻示剑得手之后，便转向另一个城邑提备斯，仍想以火攻取胜。不料正当他指挥士卒在楼的门前堆放干柴准备纵火之际，却被一妇人从楼上抛下的磨石击碎颅骨而亡（50-53节）。这事件成了于作战时「切勿挨近城墙」的警告（撒下十一19-21）。

以后的时代（晚铁时代），强大的亚述军和埃及军使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诸小王国只能凭借设防的坚城负隅顽抗，所以这个时期城防战术大有改进，但攻坚克险的战法也更加厉害了。亚述人即非常擅于集中其军事优势来克城破险。在宁录，亚述那斯保二世（主前885-860）宫阙内的一幅壁雕向我们显示了大军薄城、强攻力克的战法，可谓数管齐下，不遗余力，只见弓箭手向城上卫兵万箭齐射；数架攻城锤同时猛攻，力图破壁；工兵矛斧并举，欲将外垣的砖石拆除；另有部队在挖掘隧道，欲穿地而入；前锋部队架设云梯，正攀缘而上；另有一队士兵齐举亮脂油松，欲火烧城门，数举齐下，城上卫兵已难于招架，破城已在弹指之间。不过，所向披靡的亚述人在犹大和以色列的国土上却遇上了对手。他们发现那里不仅城高垣坚、壁垒森严，而且防守者坚毅勇敢，众志难摧。从亚述的雕壁可以看出，他们对攻伐犹大、以色列的战争，是特别着力地加以渲染的。北国以色列的都城撒玛利亚是在3年长的围攻后始被攻克的；至于南国犹大都城耶路撒冷，亚述大军久攻不下，只好放弃。然而耶路撒冷城民却因此误信其城坚不可摧，这反倒是更可怕的内蚀，及后遭受更长期的围困，圣城终陷于巴比伦人之手。联络和情报我们已有族长时代（中青铜时代）军情联络的详细记载。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马里文献，可知其时已经有了一个很发达的信号系统。夜间按预先约好的方式用火把或火堆向远方发出闪光信号。米所波大米和其他一些地方就用这种系统在军情吃紧之时发信号求救。晚青铜时代有时以快骑向远处传报军情。亚马拿坭版有一块是迦巴勒王向法老索求快马的上书，说：「亚柯王有快马良驹传书报信，信息传递比我快捷。」传书报信的快马单骑在埃及十九代王朝宫廷壁画中也有所见。有一幅描绘加底斯战役（发生于主前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壁画，在埃及兵将与赫人联军大战的背景下画了一位良马盘弓的信使。情报工作在古代战争的运筹和指挥中已占有重要地位。圣经记载征服迦南地时，即强调了情报侦察的重要。摩西在进取迦南之前，先派出探子查察敌情。他交给侦察员们的任务是：了解地形与居民武力情况，侦察城邑是否设防，并探知土地的肥沃程度及养民之力（民十三17-20）。军事情报于行军作战就更为重要。约书亚在发兵攻打耶利哥城和艾城之前，先派出侦探收集情报（书二1，七2）；在掌握该城防务和民心情况之后，约书亚始定作战计划。在士师时代，伯特利城之轻取也多有赖于侦察队探得了准确的情报（士一22-26）。该城防务森严，可谓固若金汤，但约瑟支派的探子却掳获一个从暗道出城的人（因城门紧闭，此人出城须经暗道）。该人为保存身家性命便泄露了暗道的位置，于是约瑟支派得从隧道入城，占领了看来坚不可破的伯特利城。自此之后，依靠准确的情报设伏突袭而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已屡见不鲜。破城术这是攻城战中所采取的摧城毁廓而入的强攻战法，使用锤、长矛、枪、锤、斧或攻城锤等战具，突破城门或城墙一隅而攻入城内。古代的撞城锤是对设防坚城的一大威胁。中青铜时代的墙雕壁画和文字记载，对此情景早有描绘。本尼哈森壁雕（主前二十世纪）的攻城场面中画有一个攻城锤，这大概要算是最早的攻城锤了。其构造十分简单：形状像茅寮，顶盖略尖；有平行的抬杆，可由两、三士卒抬至城下，主要部分为一长大的木杆，杆头略尖，或为金属，撞击城头的雉堞或护垛。护垛的砖石在攻城锤的连续撞击之下即会松动坍塌。从画面来看，攻城锤是攻城所用的主要武器，在攻坚克险中颇为有效。200年之后的马里文献也提供了攻城锤的情况。据载那时的攻城锤多为木制，虽长大而沉重，但犹可随军远行。有一封书信提及攻城锤以骡车及以船运载至围城之地。主前二千年代前半期，埃及、迦南、亚拿多利亚诸地的战争中，还有攻城锤上阵，但至晚青铜时代，攻城锤的作用似已大不如前，因其时城防建设已大为发展，使称雄于攻城战中的攻城锤失却效能；再后，攻城锤大事改进，新攻城锤在攻坚战中又重振昔日威风。攻城锤向有几个缺陷。首先是要将其运至城下能够施展的位置上，必有一段路程使士兵暴露在守城敌军的箭矢锋镝之下，常有伤亡；其次是锤体异常笨重，在战场上运转欠灵；第三是城根之地多石、不平、陡峭，不易接近。每当主攻点选好之后，攻城队就要堆起一土坡，通常是以木板或石板铺面，使攻城锤可沿此路面速移至城根；待移至合适位置时，必须设法使攻城锤立稳站牢而无倒后之虞。从圣经记载可知，约押挥军攻占伯玛迦的亚比拉城时，显然即修筑了这种土坡（撒下二十15）；以色列人用此战具攻城是始自大卫王朝的。

攻城锤经亚述人之手始有重大的改进。亚述那斯保的浮雕画上的式样，距那首次呈现于本尼哈森壁雕的旧攻城锤已有1,000年之久了。新攻城锤安置于6轮车上，外以矩形藤牌搭成防护塔。攻城锤的大小可以估计出来，因矩形的柳条藤牌的大小已知，且防护塔上的藤牌数量已从画上历历可见。攻城锤整体长可达20呎，宽可达13呎，高在7至10呎之间。锤杆的金属尖端从圆盖的角楼中伸出，有若舌头。锤杆用粗索悬于角楼内，可前后悠荡如钟摆。操纵者从角楼的观测孔中选好攻击位置，即摆动锤杆，形若巨斧的锤头便有力地冲撞城墙，楔入石（或砖）缝又可左右上下撬动，使城墙坍塌。从亚述那斯保二世的壁雕尚可看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城防兵企图用铁索擒住锤头，而两个攻城的亚述士兵正竭力以重型钩将索拨开。城上卫兵可以火把燃薪掷向攻城锤的护塔棚，棚多为革、木所制；为此，攻方为每一攻城锤攻击小组增设一人，以木桶盛水，弄湿塔棚。有一幅描绘西拿基立攻拉吉之役的壁雕，对此一节有清楚的反映；从中又可见卫兵拚死抵抗的情形：他们不断以巨石、火把，甚至车轮掷向攻城的士卒。最早的亚述壁雕已显示保护攻城士卒免受伤亡是攻城要务，与攻城锤一起运用的有木建的高楼；高楼在攻城锤旁边，楼上的弓箭手从护塔向卫兵发箭掩护攻城锤，又随时以重型钩将火种从攻城锤棚顶拨开。这些高楼也抵消了守兵居高临下的优势。继亚述那斯保之后，历代亚述王对攻城锤的设计、制造和冲撞技术都有改进。撒缦以色致力于改革攻城锤之笨重不灵。他引入一种新型攻城车，既轻捷灵活，又不减冲撞力度。提革拉毘列色三世也曾创新：他将攻城车改为4轮，他也首创以两枝攻城锤同时撞城，功效增加一倍。从撒珥根的一组壁雕可见他的攻城锤头呈尖矛状，显示他注意集中一点冲破城墙，又用一双攻城锤协同攻击城墙之一点。这战术使亚述兵可于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较大的突破。西拿基立采用了更长的攻城锤杆，锤头也改用拱嘴状；同时将攻城车改为组装式，装卸都十分便利。不过，到了亚述最后一位英武之君亚述巴尼帕时，却并未见有用此具攻城的例证。那些精雕细刻的战事浮雕，已使耶路撒冷的遭遇跃然于我们眼前，这也正是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所见到的情景（结四2，二十一22）。城门总是攻击的重点，因为就整个城墙来说，此处是最弱的环节，且有坦道直通门下，无须再建坡道。攻城门时可用配剑将门撬松，或砍断门轴，木门则多用火攻。至希腊、罗马时代，攻城锤仍是攻城克坚的主要器械。主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攻耶路撒冷时，就从推罗运来了大批攻城锤为主攻之具；城破之后攻进圣殿，也靠此具（参《所罗门诗歌》二1）。他雅努（罗马皇帝，主后53-117在位）宫内的圆柱浮雕绘有该时代的攻城锤图形：锤杆铁端状如羊头，置车上，四周有框架，以泥灰或生牛皮为防护盖。提多于主后70年挥军围攻耶路撒冷时，已使用一种钻具，也是攻城器械之一种。攻城战具非只攻城锤一种。攻坚排险的坑道工兵也手持尖端撬杠或大锤以毁砖撬墙（参结二十六8、9）。在亚述那斯保军中，这种工兵身披长甲作业，至亚述后期诸王时代则改用长方盾或圆盾，动作更显灵活矫健。亚述巴尼帕更全赖坑道工兵为攻城主力，为他们特制了突檐大盾，上阵负于背，及城则以突檐撑墙而立，士兵作业其下，可免受攻击。登城术上埃及多沙谢地方的安塔墓内，有石灰岩壁雕（主前二十四世纪之物），所描绘者是埃及兵架云梯攻城的场面，这可算是最早的攀城战。主前二十三世纪的墓雕也有描绘攀城战者，惟见云梯已大有改进：云梯下已安轮，易于移动。这种活动云梯的其他例证虽尚未发现，但可知古代圣地许多地方在攻城战中已有使用。这种云梯设计的目的，恐怕主要仍在破城，并非攀城。云梯可直推至城下，供士兵登上，用板斧力劈城墙。从晚青铜时代的壁雕可知，其时云梯已广为攻城所用。亚述那斯保壁雕更显示了云梯的显著地位。他们一方面以攻城锤猛冲某处，又于别处搭架云梯以翻墙，使防卫军顾此而失彼，遂造成更多突破机会。至撒珥根时代，城防建设也有了对策。城墙的厚度和高度都大有增加，使攀缘登城之举难上加难，且增强了对攻城锤的抵抗力。作为攻方统帅的撒珥根，尤其是他的继任人亚述巴尼帕，则以加长云梯高度为反对策。从梯档的数量判断，云梯之高可达25至30呎。这种云梯的图形在以上两王的战争壁雕中是显明的特色。且云梯不仅用来攀缘登城，也可用以搭桥过濠。亚述巴尼帕的壁雕显示，弓箭手与刀斧手同登云梯，并肩攻城。这可能是当时的战斗编组。钻城术钻城术是指从坚城下挖洞打道，拆毁城基，穿墙而入的方法。亚述那斯保二世的一幅宫内壁雕显示，亚述工兵在两处挖洞，预备挖通墙基，穿墙而过。坑道工兵打洞挖道，是在其他4种攻城行动配合之下进行的，不易被卫兵发现。挖隧道的地点多选在卫兵武器射程之外的某处，一旦深入地下便可保无虞。为使敌人措手不及，都在万分机密的情况下进行，且多借重夜幕的掩护。这种工作颇需时日，且要求有很高的技巧。一旦泄露机密，卫兵便会在出口处设伏，潜入的士兵便无生机了。晚铁时代钻城术已成为该时期攻坚战的一大特点。这在考古发掘已有证明，许多晚铁时代的遗址都有这种隧道的遗迹，并有大量浮雕画和文献左证。如果发现了所攻城邑的地下水道，便无须挖隧打洞了。主前218年，多利买在西约但河地区的一座叫「菲拉德斐」（今之拉巴贝内亚扪）的城堡，就是被西流基安提阿古三世用这种方法攻破的。发现了水道之后，安提阿古三世的工程专家设法把水引走，军队便从这个通道悄然入城了。围城如果一座城邑墙高壁坚，防守森严，且地势险要（如居高山之上），则往往以长围久困之法攻取。所谓围城，就是将全城军民封锁在孤城之中，断其水，绝其粮，糜烂其军心民志，以期不攻自破。采取此法攻城风险最小，伤亡最轻。其成功与否取决于围城大军阻挡外军驰援和守军突围的能力。一般对硬攻难克的城邑都采用这长围久困之法。亚述人攻占撒玛利亚是在长围久困达3年之久始得破城而入（王下十八9、10）。围城军队也有难处。因为部队分散于城的周围，可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一是驰援敌军可能从任何方面展开进攻；二是被围部队可能对某一点进行袭击或突破。围城军队要伐林挖濠，建营设寨，作长守久战的准备。以色列人围困迦南诸城时，被告诫不可砍伐果树，只可伐不结果子的树来修筑营垒（申二十19、20）。弩炮（又名「弹弓」）是希腊军队的重大发明，是应围城战之需，在弓箭和投石器的基础上产生的。其雏形是一张强大的弓，固定在座架上，由数人开弓放箭，射程和穿透力远胜于普通弓弩，大约是主前400年左右经底米丢一世从迦太基的腓尼基人那里引入的。这种大弓后经长期使用，多方改进始制成所谓转矩弩炮。其操作是以多股富有弹性的丝线（时常掺入女人的长发以增加弹韧）编成粗绳，用绞盘绞紧，之后骤松绞盘，弹射之力足堪千钧，可发射箭矢巨石、火篮等，有效射程达200码，在攻城战中向城墙发射，杀伤防兵，为攻城锤和云梯作火力掩护。然而，由于弩炮的机动性和发射速度远不及普通弓箭和投石器，所以野战和船战仍需以弓箭手和投石兵为主力，而弩炮只能作为一种攻城武器来使用。罗马人对攻城技术虽无大贡献，但其攻坚必克的决心和顽强意志已被多次战役证明了。譬如，犹太人的马萨他防城居高据险，可谓固若金汤，但罗马人竟不惜垒石堆土，修筑了高达280呎的土坡，比城墙还要高出许多，结果于主前73年攻陷马萨他。对被困城民最大的威胁，莫过于绝粮断水，其惨象可见于圣经所载，以利沙时代便哈达围困撒玛利亚一事。城中饥民累累，妇女易子而食（王下六26-29）。然而围城军还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恶化这种惨境。亚述那斯保二世壁雕有描绘围城场面者：只见一守兵从城上缒下木桶，想从溪中汲水，城下一亚述兵正以匕首作割绳状。智取攻城一方用奸设计将守兵从城中逐出，或使自己的人混进城去。只需小股部队混进城去，他们可于瞬间杀败门卫而夺取哨冈，然后大开城门使自家军队一涌而入。敌军入城，则一切防御设施便立刻归于无效，且以城墙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全然系于城池封闭之严密，有一隅之破，则全盘皆垮。「木马屠城」就是古代兵家智取坚城的最著名故事。圣经记载便哈达的叙利亚大军突然撤围而去，留下了大批物资和粮草，以色列王约兰大起疑心，怎么也不肯相信4个大痲疯病人关于叙利亚大军已去的报告（王下七12）。约书亚攻取艾城时，也曾用佯败之计诱艾城人出城追击，伏兵遂乘虚而入，取了艾城（书八3-8）。有时强方常用心理战来瓦解弱方的斗志，如希西家王朝时，西拿基立率军欲取耶路撒冷所用的心理战术（王下十八，十九）。亚述将军于圣城下见希西家国王的代表，扬声奚落犹大王所依靠的耶和华神，并说埃及盟军和犹大军的战斗力俱不可靠（王下十八19-23）；犹大王的代表急请亚述将军改用亚兰官话讲话，惟恐被城上的卫兵所见而军心受挫（王下十八26）。亚述将军正意图削弱对方斗志，所以偏用守兵所懂的方言扬声高喊（王下十八27-35）。然而犹大守兵斗志昂扬，军纪如铁，且对神的信心坚定不移，因此任亚述谈判者如何威胁利诱，全然不为所动。西拿基立在其编年史中记述：「希西家竟拒负朕轭，朕围困他于耶路撒冷王宫，有如笼中之鸟。」伏击与夜袭在敌军最无思想准备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最易取胜。伏击重在一个「奇」字，所以多靠谙悉敌情，熟知地理，利用夜幕掩护，而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果。赫人国王穆尔西尼有铭文提及一小股非正规军时时夜袭，防不胜防：「他们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和我较量，而在夜间出来骚扰……（他们说：我们要乘夜袭击他）。」在征服迦南的战争中，设伏袭击是常用的战法。约书亚取艾城就是一次成功的伏击战（书八1-23）。约书亚利用夜幕的掩护，将主力埋伏于城后，自引小股部队至艾城北的峡谷边缘，作攻城状；艾城大军便出城应敌，两军战于亚拉巴平原。

以色列军佯败而走，艾城防军全都离城紧追不舍，欲聚歼逃敌于野；此时伏军乘虚入城，并放火烧城。待艾城军见火光冲天，方知中计，以色列军也转回猛击，艾城军遂陷入腹背受敌之境。在以色列前后两军夹击下，艾王的军队被剪除，成了这场伏击战的牺牲品。以后于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又用伏击法取基比亚（士二十29-48）。伏击战时常佐以佯攻，这是一种声东击西之计，目的是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开，然后以奇袭制胜。

布下伏兵多须乘夜黑行事，行动极端诡密迅速，约书亚闻亚摩利诸王联军欲袭击基遍，便率以色列军彻夜急行，拂晓突至敌前，予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书十9）。当时，夜行军已是军事行动中的常事，此后，摩押王米沙（参王下三4、5）在其著名的摩押石碑中曾多次提及。例如，记载与以色列人会战的一段说话：「基抹对我说：『去从以色列人手中攻取尼波。』我便引军彻夜急行，拂晓进袭，直战至日中。」圣经记载扫罗在基列雅比之役，用语颇有相似之处：扫罗彻夜引军急驰，破晓突袭亚扪人于拿辖（参撒上十一11）。由于出其不意，扫罗军遂大败亚扪人。两军在开阔地势会战时也常运用伏击取胜，如设伏于敌阵后方或两翼，于决胜时刻突然袭击，常有奇效，这在南北国时代是常用的战法。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战南国犹大王亚比雅就是一例（代下十三13）。这种战术虽然简单，却十分厉害，但必须根据准确的情报方能作出防范的对策。马加比起义的最初阶段，犹大马加比率领游击队屡创军力超越的敌兵，战术上即得力于伏击战运用之妙。犹大马加比军以莫顶北面的高富拿山为根据地，昼伏夜出，时时突袭住在耶路撒冷城中受西流基保护的希利尼人。当叙利亚人愤然四处进剿时，马加比军便到处设伏，屡创叙军，常使其溃不成军（《马加比一书》二1至三13）。西流基主将琐伦即于伯和仑中伏惨败（《马加比一书》三13-24）。起义军奇袭耶路撒冷的叙利亚军城堡，且大获成功，也是用此战法（《马加比一书》三38至四25）。夜行奇袭也是马加比军善用的战术，解放波斯特拉、达提玛和基列等防城的诸战役，都是以此为制胜之术（《马加比一书》五3-13、24-54）。城防就巴勒斯坦、叙利亚、亚拿多利亚等几个地区来看，城邑位置的选择是既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要揽河控泉，可保证水源不断。可惜这两个条件往往互有矛盾，难求两全。从战术眼光看，防城以处山上为佳，因为居高临下，可利用山势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然而另一方面，泉眼、溪流、江河等水源却多处于谷地，而建城设防时至少须把水源的一部分围筑于防区之内，须知水源是古代城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墙和卫所一样重要。世界最古坚城的遗址当推1954年在耶利哥所发掘者，其建筑年代可上溯至约主前7000年，这古老的建筑，从设计到施工都使人惊异。其城防系统以城墙为中心部分，迄今该墙西段一堵仍高达21呎。据考该城四周均以城墙围绕，占地约10亩，估计其人口可在2,500左右，其中至少有500至600人可登城作战，是为该城的防务兵力。另于城墙前发掘出一道护城河，宽27呎，深9呎，是从一块整岩开凿出来的。这些以石器为工具的城民何以能开凿出这样宏大的护城河？这实在是个难解的谜。这一浩大的工程必动用了大量劳工，消耗了数千日子方能完成。从城民居安思危，艰苦自固的情况来看，其附近必有强邻窥伺，使他们生活在严重的威胁之下。至于强邻是谁？曾有何侵犯？则已无从考究。耶利哥城防系统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巨石圆堡，高约30呎，曾与两墙内侧相连。该堡的功用尚未确定，不过这些挖掘发现至少已可证明石器时代的耶利哥是由城墙、高楼、护城河3部分组成的防城。中青铜时代的标准城防系统由4部分组成，即：护城河、外垣、城墙、设防的城门。护城河、外垣并附带的防护设施，是专以保护城墙的陡坡、墙基，主要是在防范攻城锤的破坏。建筑防城所耗用的材料和劳动是惊人的。这也可证明当时的攻城技术已相当厉害，必须不断坚固防御。城墙素墙一面只能阻敌于一时，因为攻者可破墙而入或者越墙而入，因此须以城墙为核心，建筑一系列的防御设施。城墙本身自然是一个重要屏障；其上层结构有马道（城顶平台）、雉堞等，可供卫兵回旋城上，凭恃雉堞还击敌兵；城墙前的障碍设施有护城河、护坡等，防范攻城锤和弓箭手靠近城根。另外，墙要尽量加高以防越墙，尽量建厚以防破壁；城基要尽量挖深以防敌人钻洞挖基；且尽管是砖垒或石砌的高墙厚壁，都必须沿墙筑一系列扶垛，以防墙塌。所谓雉堞是指墙上外缘齿状的护墙，为保护卫兵安全，使其能在马道上自由活动，且能从雉堞凹处射箭。远望城上雉堞排列若齿，齿间有空隙。凸处称「城齿」，可遮挡敌人箭矢，凹处称「城豁」，卫兵可据此发箭。沿城墙每隔一段建塔楼一座，楼身突出城壁约两弓之遥，俾使塔楼守兵从侧翼控制两塔楼之间的地段，以防敌兵从此处攻城。加固主城墙的防护可在前方筑外垣，敌兵欲翻越或拆毁外垣须冒从主墙射下的石雹镞雨，伤亡必惨。此外，还可绕城挖深堑宏沟，以防攻城锤挨近城墙。要越护城河非填平或筑桥不可，如此攻城敌军也须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初战时，卫兵布于外垣一线，久战不支，则退至主墙，由城上守兵拽上马道，继续战斗。晚青铜时代埃及法老杜得模西士三世曾对米吉多守城情况有所描述：防卫军与外围防线尽溃之后，即纷纷退守城上，此时则全靠城上的弓箭手和持枪的士兵发挥作用：前者甩石放箭，后者以枪戮敌，给攀云梯而上的攻城士兵造成很大伤亡。暗炮台始于中青铜时代而大兴于晚青铜时代，经赫人帝国采用而流传渐广。暗炮台分外城与内廓两层，均以磨光石块砌成。城与廓之间的空间以石壁隔成小室（称「暗炮台」），可驻守军，也可储存备品战具。这种赫人暗炮台的系统至早于扫罗时代传入巴勒斯坦，以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风靡一时。扫罗在基比亚城建有卫所，而今遗迹犹存，使我们得见暗炮台的实例。据考，此城建于主前十一世纪，外城内廓的总厚度（即暗炮台厚度）约15呎。另也发现所罗门时代的3座名城──夏琐、基色、米吉多（参王上九15）──也有暗炮台，其双墙厚度可达18呎。米吉多暗炮台已于罗波安（所罗门之子）在位第五年，毁于埃及法老示撒之手。至亚哈时代则另有新式防城兴起，取代了暗炮台。新式防城为实心厚壁，每有凹隅与突出之处而构成棱堡。新城较旧城更为坚固。这种改革是由亚述的大攻城锤引起的，大约始于主前九世纪之初。南北两国虽进攻乏术，但历代诸王在城防建设上却下了不少工夫，尤以乌西雅王的防御战最为有效。他于其他措施之外，「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代下二十六15）。据考，这所谓「机器」是一种特殊的投掷装置，可于顷刻间将大量巨石射向攻城敌军，从而大大提高了弓箭手的威力。西拿基立宫内有一幅描绘攻取拉吉城的壁雕画，也将这种发射机器绘出。只见楼塔、角楼、雉堞等各处均架着这种机器：炮身是木质框架，屏以盾牌，高及一人，弓箭手可直立于盾后双手发射石弹。城门城门是攻城火力最集中之点，故此城门之设计，一要使攻方暴露面积最大、冒伤亡之险最多；二则要使守方最隐蔽，最安全，发弩射箭也最得手。城若坐落山上，则趋城门之路多左旋右转，迂回曲折，待及城墙，则从右面趋近城门，这是考虑到攻者多以右手持械，左手拥盾，故右边无所遮掩，暴露在箭矢之下，沿墙趋门，一路伤亡必大。防城外垣之门必开在主城门之右，若敌人破外垣而入，左向趋攻主城门，其右侧将暴露于卫兵箭矢之下，以收易守难攻之效。城门虽是木制，但表层必加金属板以防火攻；城门之宽须容战车出入，因此门分两扇，两扇门中间有巨大门栓，并有门杠顶在两扇门后，两侧门柱各有杠眼以插门杠。城门两侧的门堡和城门上方的额垛，也是防御体系的配套设施。门堡突出于城墙之外，对城门成拱卫之势，攻城兵有接近城门者必暴露在门堡侧翼的火力之下，同时也会遭到来自正上方火力的迎头痛击。这两项设施把整个城门变成了一个小堡垒。入城门后还有一段很长的门洞，两侧有矩形壁柱（柱身半嵌于墙内的垛柱）若干，使破门而入者多方受阻，少有施展的余地，极难长驱直入；而守兵却能从壁柱间予以攻击。这种多柱式门洞也属防御设施之一。卫所古邑城周之长，平均总在半哩左右，通都大邑可达1哩以上，再加上数处开设城门，这便成了城防体系的一大弱点。城墙之长，处处都须精心防卫，因为任何一点都可能被破、越、钻这3种方式之一所突破。攻方常利用这一弱点，设疑兵来分散守方兵力，自己则秘密集结重兵于一点进行瞬间突破，使守方措手不及。城墙只要有一点被突破，其防御体系便全盘解体。有鉴于此，守方便于城内各地段筑墙设堡，使能各自为战，且于城内至高点筑大堡，使既能独立作战，又可协调其他各堡，于抵抗中相互声援。这种防御的最早实例是晚青铜时代的所谓「密夺」（有「坚不可摧」之意）。「密夺」原指一些小卫所，筑以防守一定的军事目标，如水源、战略要道、待收获的农田、城边国界等。1960年在以色列的亚实突附近有一座密夺出土：方形，四周有矩形棱堡，分上下两层；这与同时代埃及壁雕所示者相同。这种设计也用于防卫庙宇，这样，庙宇也成为城民的卫所，可在城破之后退居其内作最后抵抗（参士九45、46、50、51）。后来，这种卫所又扩展成一个建筑群，可包括王宫内院、大臣府邸，以及庙宇。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城中之城：不但有城墙城廓，而且有外垣，往往还有护城河。由于防区紧凑且堑深城高，这种卫所可供军政首领及余民负隅顽抗破城之敌。圣经记载心利在叛兵叛将攻入得撒之后，就逃入卫所自焚而死；其实，凭借卫所的险固，他仍可对暗利作较长期的抵抗（王上十六17、18）。危城水源一个防城在敌兵围困之下，如无粮食水源的保证，即使铜墙铁壁也不会持久。犹大国致力于积粮备水的君王就不在少数。例如罗波安就于犹大国东、西、南三方广设粮城，储备了大量的粮、油、酒（代下十一5-11）。经考古发掘，从犹大若干古城的遗址出土了许多陶制器皿，于耳柄处均有犹大君王的徽记，且鑴有「御用」字样，显然这些器皿当年所盛之物，都是专供危城军民所用的救命粮。某些器皿在耳柄处还鑴有希伯仑、梭哥、西弗、漫沙特等城名。这4城均是当时的粮食储藏地，且各有专责，如希伯仑负责供应犹大山区，梭哥供沿海平原，西弗供应沙漠一带，漫沙特供应南地。然而储粮容易蓄水难。古人为了储存雨水，曾不惜工本地开山凿岩，修筑蓄水池。不过，蓄水池中的水会很快渗光，若逢大旱，则更难储备。防城有时建在水澨河畔，将河流或湖泊的一部分纳入防卫体系中。然而对建在山上的防城来说，水源的防卫措施就要复杂得多。泉水多在山脚之下、城墙之外，这时就要设法将源头隐蔽起来，或加以封锁，以致在困城期间仍可暗中用水。这样的设施往往有两种：一是将泉水引入城内，设井或池蓄水，以阶梯达池下汲水；二是从城内开隧道直达泉源，困城时仍可经此道取水。两种设施均须极端机密的掩过敌兵耳目。今在米吉多故址西端发现一竖井，深约100呎，与一水平方向的隧道相接。隧道长220呎，通一泉眼，此泉已在防城之外。故这项工程非属所罗门时代，即属亚哈时代。

犹大王希西家的一项引水工程，成功地解决了耶路撒冷被围困时城民的饮水问题。这项德政无论是圣经还是次经《西拉子耶数的智慧书》（王下二十20；代下三十二30；《传道经》四十八17），都曾予以记载。工程的实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将基训泉水的源头密封；二是开岩凿石，挖一条1,800呎长的水道，将水引至耶路撒冷城内的蓄水池中。希西家王本人在著名的西罗亚铭文中，对工程进行的情况有详细的记述：施工队兵分两路，从蓄水池和泉源两头，以锤、锲子、鹤嘴锄相向掘进。城外的一组在一条旧渠的基础上（参赛二十二11）自北向南挖掘，朝向城中方向；城内的一组自西南向东北挖掘，然后转向东南，再向正北。两头相差5呎，几乎错过，幸而通过岩罅相互听到了对方的声音，于是齐向右转而大功告成。希西家王能未雨绸缪，在西拿基立入侵之前开渠蓄水，使亚述人对耶路撒冷的围困功败垂成，避过了撒玛利亚的悲惨经历。希伯来人的军事组织支派军队以色列民出埃及时是按支派编队的，一支派或相当一军。这个编制的组织形式在荒野行军中颇能发挥作用，遂为以后的军事编队提供了先例。十二支派于西乃山驻留之后，便划分为军或军团，同时各级队列编序也开始出现。据圣经记载，「军长」（民三十一14，亦称「班长」，是一笼统称号）可辖千人（千夫长）或百人（百夫长），可见已有一级辖一级的军事编制。以后更有材料证明军事编队可分千人队（师）、百人队（连）、五十人队（排）和十人队（班）。按以色列人的规矩，除利未人因职掌会幕圣事而免除军役外（民二33），其他凡年满20岁且身体强健的男子，都须编入支派军队参加作战。对可以免役的特殊情况也都有明文规定（参申二十5-9，二十四5；士七3）。至征服迦南以后，以色列的支派军队还是有事则聚、无事则散的民军。支派民军的组建全由支派自行负责。一旦发生战事，在支派联盟总领袖的号召下，各支派和家族当按定额派战士参军。因支派军队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所以家长也自然是军事领袖。例如大卫诸兄长服役的「营」，就是一个支派内的军事单位，辖于一位队长（参撒上十七18，十八13）。战事完毕，军队便自行解散，士兵也各归自己支派的领地。因为各支派是分地而居，各守其土，所以在扫罗以前，尚无任何一个支派或家族领袖，可以统辖十二支派的联军（参撒上十一1-11）。事实上，支派之间也时有磨擦和争竞，往往影响着各支派的关系，甚至战时也不能衷诚合作。然而在全民族生死安危所系的紧急时刻，这个多支派的联合军队也会以大局为重而共同行动。整个军队分若干千人队、百人队、五十人队，更小的单位则为家族队伍，各辖于指定的队长。据载，各队也有按武器的性能而分工（代上十二24-38）：如便雅悯支派是弓箭手和投石兵；犹大、迦得、拿弗他利各支派则为拥盾持枪的部队。

军需粮秣由各支派军自筹（士二十9、10）。支派之下有10人编组的小单位，10人中任命一军负责筹办这10人的军粮。他们有时向富户摊派（参撒上二十五），有时则就地取食。至于军饷，早期阶段也全靠这种自筹自办的方式，另如作战中掳获的战利品也是饷源之一。职业军队以色列在进入统一王国时代以后，才有一支常备军队。这事在扫罗登基为王之后，那时，支派联盟已变为王国（撒上十三2）。由于非利士人不断骚扰，促使以色列人建立一支常备军队。不过这支军队并不庞大，总共不过3,000人，分编为3个千人队（撒上十三2，二十九2）。职业士兵的军饷，大概一是分封土地（撒上八14），二是分发战利品。扫罗军中的押尼珥、约拿单和大卫，都是有固定军职的职业军人。押尼珥是军队元帅（撒上十七55），又自辖一个千人队（撒上十八5、13）。大卫自有能征惯战的「三十勇士」，以后他称王时，这个勇士也成了主要的领袖。

大卫即位之后，一方面保留职业军队，一方面又发展了一种常备民兵制。他把十二支派按12个军团编制分成12班次，一年中每班轮值一个月，由职业军官辖制（代上二十七1-15），每军团定编为24,000人。大卫的这项革新不但保证了常年的军备，而且掌握了一个强大的后备力量，一旦有事便能招之成军。后备军大约与职业军一样，也按千人队、百人队、五十人队、十人队的编制组成。职业军由攻城专家约押统帅（撒下二十15），支派民兵则由亚玛撒统帅。大卫本人则为大元帅，统辖全民族的武装力量。大卫的常备军是由曾与他一起逃避扫罗追杀的一小群战士发展建立的，其中包括大卫的家族子弟和曾受扫罗迫害的人（撒上二十二1、2）。人数约在400至600左右（撒上二十二2，二十三13，二十七2），是大卫军中骨干。其他则为招募来的雇佣军，战将如赫人乌利亚、迦特人以太；士兵则如比拿雅统辖下的非利士族裔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撒下八18，十五19-22，二十三22、23）等。从大卫王朝起，常备雇佣军制一直保持到主前701年，以后则国力已衰，国库渐空，已支付不起这样昂贵的军队了。养军尚武的庞大开销都是靠赋税和徭役的形式转嫁到百姓的头上，这大概是所罗门死后国家破裂的主要原因（参王上十26-29，十二4-19）。西拿基立挥军南指时，南国犹大赖以维系国防的军队已全是城民组成的民军了。一般多认为北国以色列也不再使用雇佣军，其实，亚哈王与叙利亚的便哈达作战时还有一些雇佣军的队伍（王上二十15-20）。罗马的军事组织从主前63年庞培在军事上开始控制犹大国起，巴勒斯坦即已经归在罗马帝国的军事及行政统辖之下了。该撒亚古士督下令「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路二1），即充分说明其军事统治已从西到东普遍建立起来。这一点在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均有所反映（参可十五16；路三14，七1-8；徒五37）。新约时代，罗马帝国已实行自愿兵制：只要是罗马公民均可要求参加罗马军团。这就是说，原先经招募的民军已由自愿入伍的职业军队所代替了。罗马军团是常备军的主力部队，按规定，必须从罗马公民中招募，由执政官级的将领统帅。意大利本土以外各行省的军队可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编建成副军（即辅助部队），其招徕条件是：从军满25年者可世代授予罗马公民身分。各行省的军事长官由本省的省长或巡抚兼任。耶稣传道时期，本丢彼拉多是「犹大的巡抚」，1961年在该撒利亚出土的一件拉丁文铭刻上有明文记载。当时犹大的行政中心是该撒利亚，驻军有一个或以上的军团，直接由省长调动。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每逢犹太人有重大节日活动，为防止暴动或骚乱发生，省长总要亲率一支部队驻守在耶路撒冷以南60哩的地方，以防意外发生（参路十三1）。罗马皇帝亚古士督建立了一支很庞大的常备军队，用以保边靖难是绰绰有余的。主前15年，帝国共有28个军团，每军团有5,000步兵，外加128名骁骑兵。主后9年，在平定日耳曼族革命时丧失3个军团，以后一个时期的军团总数就保持着25个未变。由此可知，主后一世纪罗马帝国常备军团的人数大约在125,000左右。服役年限，亚古士督先定为16年，后又定为20年，另加4至5年的预备役期限。至主后一世纪末，经3位弗拉维皇帝之手取消了预备役兵团，同时把服役年限改为25年。亚古士督年间，一个罗马籍士兵年饷225个罗马银币，离役时则由国库另给退役金。

亚古士督也建立了辅助军，规模与军团差不多。辅助军的士兵从非罗马籍的各地居民中招募，步、骑均收。骑兵设骑兵队编制；步兵设步兵大队，辖于千夫长（徒二十一31-33）。使徒保罗在耶路撒冷之际，驻军的千夫长名革老丢吕西亚。他原籍希腊，因使钱入了罗马籍，故得擢升为辅助军的千夫长（徒二十二28，二十三26）。据载革老丢将保罗从耶路撒冷解往该撒利亚时，曾派200步兵，由一名百夫长带队押送，另有70骑兵前后警戒（徒二十三23）。一趟解差竟能派出这么多人马，可想见其防区兵力之雄厚。一步兵大队下辖5至10个百人队。每百人队设百夫长一名，其官阶犹今日的上尉。哥尼流（徒十1）是百夫长，隶属驻军犹大的一支步兵大队。今从叙利亚已发现主后69年的一件铭刻，可证实哥尼流所隶大队的番号为「罗马籍第二意大利步兵大队」。押解保罗赴罗马的是另一支百人队，其队长犹流隶属亚古士督大队（或称「禁卫军」，徒二十七1）。「亚古士督」之称是专授予某些步兵辅助军的名衔，有褒奖之意。犹流是一位军团百夫长，职司传令，其任务是在皇帝与各省辅助军之间进行联络。他率一支小分队押解保罗航赴罗马（徒二十七3），至罗马后需向传令的统领交差（徒二十八16）。福音书或使徒行传（太八5；路七2；可十五39）所提及的百夫长都是辅助军的军官。结语旧王国之渐衰不啻是给新民提供了发展的机缘。来自南方和东方的以色列民，来自西方和北方的非利士人便都乘时以进，寻求自己的生存地盘。巴勒斯坦向为古代强民用兵之地。新民要得每吋土地，也要经过殊死争夺；在征服的土地上安身立命，更要凭借武功和谋略。叙利亚、埃及、米所波大米的新王权都是志在天下的霸业之国，战祸的威胁相继不断。城垣废圮，瓦砾如山；尸骨狼籍，哀鸿遍野。这战争的惨痛，神的子民经历得实在太多，他们对战争又岂能轻忽呢？今日的圣经读者常对旧约记载战事之篇大惑不解：「仁慈的神怎么会引导祂的子民屡屡在作浴血之战呢？」事实是，以色列民与那些先来或后至的民族比较，已远非嗜杀好战的民族。神正是要通过祂的子民把仁爱和公义的新概念遍赐给世界；但是，为达到此目的，他们首先必须生存下来。神要使祂的子民置身于世界之中而非超然于世界之外。在这资源匮乏，祸乱频仍的世界上，神要帮助祂的子民在贪婪强暴之国的包围下，争得一席安身立命之地。然而与此同时神又藉先知以赛亚预言：将有一天，战争之事将被人遗忘（赛二2-5）。旧约以后的时代仍是布满了战争和诡计所造成的重重危机。波斯、马其顿、帕提亚和罗马相继侵入圣地，建立军事强权。然而，再大的武功战绩也不能熄灭先知的预言，任何强立的和平都不能满足永恒和平的条件。事实上，基督徒无不相信，恰在罗马帝国置以色列民于其强权之下的时代，神委派祂的使者弥赛亚──「和平之君」，到这世界上来建立那永世长存的和平（赛九6、7）。神的子民时时憧憬把刀剑打成犁头，把矛枪打成鎌刀的时候；神的应许使他们希望之火重新燃起，无论在战云密布之下或重操武器两军对垒之时，这希望之火将永不熄灭。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有了进天国的保障（参太五9）。我们必须相信，以赛亚预言的美景能否应验，不是靠人的意愿和能力，而完全靠神的权能与作为。WilliamL.Lane另参：「以色列史」。―― 证主圣经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