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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的基督徒神學家倪柝聲(作者不詳)
二十世紀的基督徒神學家倪柝聲(雜談)
倪柝聲（1903—1972）是二十世紀中國有世界影響的基督徒，神學家。他的影響不僅遍及東亞，而且在歐美神學界都認為倪柝聲是二十世紀具有傑出貢獻的神學家之一。德國一位宗教領袖說，“直到今日，倪弟兄不僅是屬於你們的，他也是活在我們西方聖徒的心中。”如今，他用中英文撰寫的講道、釋經著作仍然在在世界各地流傳。
簡要生平
倪柝生原名倪述祖，英文初名 Henry Nee。祖籍福建福州，1903年11月4日生於廣東汕頭。倪柝聲是家中的長子，當時他父親倪文修（Ni Weng-Sioe，1877年－1941年）當時正在汕頭任海關官員。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已故的祖父倪玉成（1840年－1890年）是福州公理會最早的華人牧師之一；父親倪文修在兄弟九人中排行第四，畢業于福州美以美會所辦的著名學府鶴齡英華書院，對於教會的傳統和教會音樂相當熟悉，1941年在香港去世；母親倪林和平（Peace Lin，1880年－1950年）則是一位傳教士的養女，曾準備到美國留學，為此而進入上海中西女中（這是一所以英文水準高著稱的教會學校），她性格剛毅，又曾因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而獲愛國勳章。
1920年，17歲的倪柝聲還在三一書院讀書時，女佈道家餘慈度來到福州，在美以美會天安堂傳福音，倪接受了福音，並且願意終身奉獻，毅然放棄了他原來的理想和計畫，並取了一個新名字—倪柝聲（擊柝守望之人），英文 Watchman Nee。他一度到餘慈度在上海江灣開辦的聖經學院受訓練，不久因“太愛世界”被餘慈度勸退，回福州續完成他的學業（主修化學）。以後幾年間，他一面刻苦勤讀聖經，同時博覽大批基督教歷史名著（約3000冊）；一面和一批年輕人，一同到已經隱居在福州附近村莊白牙潭多年的一位年長的英國女傳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裡求教，從她那裡得到了屬靈上極大的幫助，被她高深的屬靈生活所折服（倪柝聲形容她是“一位發光的基督徒”，1930年代倪兩次訪問西方，接觸史百克等許多基督徒領袖以後，認為極少有人能與和受恩的屬靈深度相比），並由於和受恩的介紹，得以接觸到英國弟兄會和內裡生命派的著作，這正是後來對倪柝聲一生的侍奉和道路產生深遠影響的兩個主要源頭。
倪柝聲反對跟隨基督教的傳統。他將每一項都與《聖經》核對。在丟棄不準確、不合乎《聖經》的教訓和實行。在尋求的基督徒當中製造出尋求真理的空氣。不合聖經的外在實行也被調整。有些用辭，如“交通”、“聚會”、“弟兄”、“姊妹”等，藉著倪柝聲的職事，現在都變成基督徒的常用名詞。倪柝聲的職事聲明反對公會以後，就沒有人敢以正面的意義使用“公會”一辭了。倪柝聲的職事反對公會的號聲，到今日仍給遠東所有基督徒的耳朵和良心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1926年秋，倪柝聲在廈門工作期間，發現自己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病。這時，他應邀到南京，在養病的同時，幫成寄歸翻譯司可福聖經函授課程，加入李淵如等人已經在南京開始的擘餅聚會。1927年3月，北伐軍進入南京時，發生攻擊基督徒和外僑的事件，《靈光報》社被砸，李淵如於是離開南京遷往上海。1927年，倪柝聲一度病情加重，於是遷到無錫漕橋鎮，專心寫作《屬靈人》。同年，倪柝聲遷到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此後直到1952年失去自由，上海一直是他工作和出版的中心，他將福音書房也遷到那裡，稱為上海福音書房。在上海，他得到兩位重要女同工汪佩真、李淵如的幫助，在地方立場上興起了上海教會的見證。各處地方教會的行政都是獨立的，由當地的長老們負責。上海教會最著名的一位長老是俞成華（1936年—1956年）。
1928年1月，倪柝生們租到位於上海公共租界西區哈同路（今銅仁路）240弄文德裡的一幢石庫門房子，在那裡召集了第一次的得勝聚會。主題是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勝，參加人員約五十人，其中一半是來自浙江南部的溫州平陽縣（內地會、自立會背景）和江蘇北部的阜甯、淮安（美南長老會背景）的傳道人。
1931年10月，倪柝聲在上海又召聚了第二次的得勝聚會，主題是“神的約和神的智慧”，內容後來刊印成書，就是《什麼是新約》的前半部分。1932年11月召開特別聚會，與與來自英國、美國和澳洲的弟兄會信徒交通。1934年1月，第三次得勝聚會，主題有2個：基督的中心與普及，和神的得勝者。1934年10月，第四次得勝聚會在杭州舉行，主題也有2個：亞伯拉罕的生平，和屬靈的爭戰。
第一次的得勝聚會後不久，浙江省溫州平陽縣的和江蘇省北部阜甯、淮安的吳微、季永同、邱日鑒等回到家鄉，都脫離了原來的宗派，建立起當地的地方教會。1949年以前，平陽縣（1981年分為平陽、蒼南2縣）約有一百處地方教會，（整個溫州地區約200處，整個浙江省有三、四百處），蘇北約二十處地方教會。1935年夏秋，倪柝聲在煙臺和廈門鼓浪嶼、泉州帶領特會，主題是“基督得勝的生命，與聖靈的澆灌”。這些特會帶進了復興。1935年到1936年，倪柝聲打發同工到國內的主要大城市與港口開展，如張子潔到青島，李常受和張愚之到天津（兼負責北平），使得這些地方，以及首都南京，陸續都興起了地方教會的見證。他在各地的同工達到200位。
抗日戰爭期間，香港（魏光熹開闢）、廣州以及內陸省份的漢口（藍志一開闢）、重慶、桂林、昆明以及綏遠省（1943年煙臺教會大復興期間信徒移民建立）等等許多地方也都興起了地方教會的見證，使得早期地方教會主要集中在沿海江浙閩等省份的情形發生很大改變。1942年底，上海教會有不少信徒無法理解倪柝聲幫助二弟倪懷祖經營生化藥廠的行為（覺得不夠屬靈），產生許多議論，以致生化藥廠變成了“生話藥廠”，教會的屬靈氣氛也受到很大影響，甚至李淵如也退出侍奉，到蘇州隱居。在這樣的情形下，上海教會的長老們（張愚之、俞成華、唐守臨、江守道等人）將倪柝聲革除出上海教會﹐在此後的6年時間裡，倪柝聲尊重上海教會的決定，停止了一切事奉，也沒有參加任何地方教會的擘餅。即使在重慶期間，張鬱嵐長老邀請他出來講道，倪柝聲也只能拒絕。
在倪柝聲停止事奉期間，李常受在北方的煙臺帶領了1943年屬靈大復興。由於政局改變，北方的工作被迫停頓。1946年—1947年，俞成華和汪佩真邀請李常受到上海和南京帶領教會。由於傳講“生命樹”等資訊，兩地教會得到恢復，並帶進復興。1947年底到1948年初，李常受和汪佩真等人被請到南方香港、廣州、汕頭、廈門和福州帶領聚會。李常受在1948年春節期間到福州津門路聚會所講道，福建全省地方教會的同工們大受感動，隨後有23人與李常受、汪佩真一同去海關巷倪家，倪柝聲終於同意出來恢復職事。這時，福州教會原由王載帶領的津門路聚會所負責的長老們這時被吸引，願意把教會“交出來”，接受倪柝聲的帶領，於是倪柝聲重新安排了陳恪三、陳必蔭、陳貞藩等4位長老負責福州教會，並實行全體事奉傳福音，因此帶進福州教會的大復興，信徒人數從150人擴增到1400人以上。於是倪柝聲在徵求家人的同意後，將倪家在福州的三處房產全部奉獻出來，中洲中東巷24號房產改建為福州教會的第2個聚會所，海關巷14號倪家房產改建為執事之家，玉林山館房產也奉獻給福州教會使用。
1948年春，倪柝聲回到上海，在同工聚會上，表示他經營生化藥廠的目的，是為了賺錢來養活同工們。倪柝聲也把生化藥廠奉獻出來交給工作。上海教會的十二位同工（包括唐守臨，杜忠臣，繆韻春，俞成華，許達微，李淵如，張光榮，朱臣，江守道，張愚之，張耆年等），聯名在敞開的門刊物上發表聲明：“對於倪柝聲個人，我們在主面前都能同心見證，他是神的一個忠心僕人。他雖然在經營生產事業，但他的目的從來沒有為著他個人的什麼。在真理上、在事奉上、在經營生產上，我們和他都是同心合意的”（“幾句不得已的話”，敞開的門第22期）。那時，上海教會大復興，人數從幾百人擴增到數千人，其中知識份子、青年學生占三分之一。於是信徒踴躍奉獻，建造了南陽路145號聚會所，可容納3000人，是全上海容納信徒人數最多的一個基督徒聚會場所。整個上海教會又分為26個“家”，使信徒可以就近聚會，彼此關心扶持。直到1958年，南陽路145號聚會所被政府關閉，併入陝西北路懷恩堂的聯合禮拜。
1948年和1949年的夏季，倪柝聲在福州郊外的避暑勝地鼓嶺他用經營生化藥廠的收入買下的房子裡，舉辦了兩期同工長老訓練。內容有《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神話語的職事》《主工人的性格》《權柄與順服》《讀經之路》《教會的事務》《屬靈的判定與判定的實例》以及《初信造就》等。經過鼓嶺訓練之後，全國各地教會普遍大復興。在北方，張子潔帶領的青島教會信徒迅速擴增到4000人，除了龍山路4號聚會所以外，還分為20個家庭聚會。各地紛紛新建聚會所，如福州教會的中洲聚會所和津門路聚會所、南京教會的鼓樓頭條巷聚會所、北京教會的寬街聚會所等。浙江蕭山大批信徒移民到江西弋陽，開辦農場，建立教會。1950年初，倪柝聲在香港的工作，帶來香港教會的復興，信徒擴增到3000人，新建了尖沙咀天文臺道聚會所。1950年代，中國大陸約有700處地方教會，其中一半在浙江省；共有7萬信徒，其中近4萬在浙江省。
1949年大陸政局變化之前，倪柝聲打發同工李常受去臺灣開展，自己則於1950年3月從香港返回上海，照顧大陸上的數百處地方教會。
1951年4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倪柝聲被邀請去北京參加政府召開的全國基督教會議。那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正興，同時在基督教內開展三自愛國運動和控訴運動。原來主要由西方差會資助的各大公會，在政治形勢變化並失去經濟來源以後，信徒人數嚴重流失，很快都“認清形勢”，“與帝國主義劃清了界限”，積極主動在政治上靠攏政府，並在傳福音方面採取低調。而由中國信徒自己創立的幾個基督徒團體，如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和地方教會，認為自己早就實行了“三自”原則，因此基本未受政局影響，繼續大傳福音，大講屬靈生命之道，在1949年—1951年間的短時期內繼續迅速擴展，甚至達到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不過，不久以後，這幾個基督徒團體就在1950年代的幾次政治運動中成為受打擊的主要對象。
在土改運動中，福建鼓嶺的教會房地產被沒收，全國地方教會有上萬信徒寫信給政府要求保留。1952年4月，（三反五反運動中）倪柝聲被秘密逮捕關押在東北，直到4年後的1956年（肅反運動中），才與在那一年1月29日被捕的同工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等人一同在上海，被作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公開控訴。
這時，上海教會經過改組，由唐守臨、任鐘祥以及左弗如負責。他們和北京教會的負責人閻迦勒宣佈再次革除倪柝聲。許多信徒不再去南陽路聚會。在政府召開的控訴大會上﹐倪柝聲被“揭發”出一連串令人難以想像的罪名，批倒批臭：政治上無比反動，在1940年代不贊成學生信徒上街進行反對國民政府的遊行示威（聖經中要求順服權柄），另一個罪名是讓青年學生移居臺灣這個“水深火熱、暗無天日”的地方；欺騙政府，雖是中國人自辦教會，卻與外國傳教士有來往，因此沒有站在堅決反帝的人民立場上；其他還有很多聳人聽聞的反革命、特務罪名；經濟上偷漏巨額稅款，生活上荒淫無恥。倪柝聲沒有否認對他的指控（他常說：“我比你說的還要壞”）﹐而當時導致地方教會大量信徒受到打擊。許多基督徒不相信這些指控屬實，並同情倪的遭遇。但倪的家人和海外地方教會人士﹐由於地方教會的信仰特點，至今沒有要求政府為他平反。（受倪柝聲影響的信徒，普遍都認為誹謗、誤解屬於十字架的苦難，對信徒屬靈生命的長大有益，沒有必要主動從十字架上下來，如活到1980年代、後來出獄的藍志一不顧子女的再三苦求，也始終不肯向政府要求平反，因他認定那是“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榮耀”）。
倪柝聲被控訴、判刑之後不久，中國大陸基督教於1958年實行聯合禮拜。上海教會使用不倒10年的南陽路聚會所也被迫“獻給”國家，後來改為靜安體育館。倪被判刑15年，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以後一直沒有出獄。1971年11月7日，倪柝聲的妻子張品蕙因在文革中遭受嚴重迫害在上海病故。1972年6月1日淩晨，倪柝聲在安徽省廣德縣白茅嶺監獄逝世，終年70歲。
現在倪柝聲與妻子張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蘇省蘇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在當年他工作的中心上海教會，原來可以容納3000人的南陽路145號聚會所，仍未歸還教會。在他的家鄉福州市，他獻出故居改建的中洲聚會所早已恢復聚會，福音仍然興旺。在福州郊外鼓嶺山上購買了傳教士別墅，1948年和1949年曾辦過兩次訓練，今天那裡95%的村民都是基督徒。當年他在蘇北的主要同工之一季永同的兒子季劍虹，就是今天全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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